卡尔·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形成 (副本)

作者: 【比利时】埃内斯特·曼德尔
出版社: 光明日报出版社
副标题: 从 1843 年到《资本论》
译者: 吕佳翼
出版年: 2018-6
页数: 218
定价: 26 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519430030

现已几乎全网绝版，没有 PDF 资源，买不到实体书，不过在 B 站 UP：瞄一瞄中了的专栏中发现了电子版，在此保存一版便于阅读。

第一章：从批判私有财产到批判资本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走同一条道路来获得他们所共有的观点。“他们有共同的哲学出发点，即黑格尔的辩证法，布鲁诺鲍威尔的‘自我意识’，以及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他们后来认识了英法两国的社会主义，但对于马克思来说，这成为了他对他那个时代的斗争和抱负进行思考的方式，而对于恩格斯来说，英国工业也扮演了同样的角色。”

毫无疑问，这种差异是由性格和气质上的差异造成的——马克思具有更强的思辨性，恩格斯则更富于激情。然而，机遇和物质环境也起了一定作用。当马克思从德国流亡到法国时，恩格斯则被派往英国学习经商，在那里接触到了大规模资本主义工业的现实。正是这种与资产阶级社会（市民社会）的矛盾的交锋所带来的冲击，决定了他余生的思考方向。

如果说马克思几乎独立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个经济“面板”，那么这应该首先归功于恩格斯的发现促使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并创作了“杰出的草稿”,以及发现了这门科学对共产主义学说的核心重要性。这份“草稿”写于 1843 年底，是这两位杰出伟人思想生涯过程中所创作的第一部经济学著作。梁赞诺夫正确地将其称为“在马克思主义[开端]的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必须强调的是，虽然恩格斯比马克思小两岁，但他却是第一个公开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并认为一场彻底废除私有财产的革命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

早在 1842 年底，年仅 22 岁的恩格斯就在一篇关于普鲁士君主制的文章的结尾预言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并在一篇关于英国的文章的开头就宣布了一场社会革命的来临。与此同时，在《莱茵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中，马克思仍然拒绝共产主义，同时强调需要彻底研究它，以便能够对其进行充分的批判。尽管如此，科学社会主义的两位创始人已经从相似的角度来试图解决这个问题：通过批判新黑格尔主义的国家概念，通过发现社会阶级的存在，并通过分析私有财产和竞争的非人道影响。

我们可以在这双重背景下逐步地去找寻他们的思想轨迹：从对宗教的批判到对哲学的批判；从对哲学的批判到对国家的批判；从对国家的批判到对社会的批判——即从对政治的批判到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进而导致对私有财产的批判。

然而，对于马克思来说，纯粹的理论研究在这一时期仍然占主导地位，他思想的演变最终诞生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 年底和 1844 年初）这本著作。对于恩格斯来说，则是对实践领域的研究占据主导。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中，主要对英国资产阶级社会进行批判，这些批判与马克思著名的批判同时进行。

普遍观点认为，马克思在大学期间对政治经济学兴趣不大。已知的他在柏林大学学习的书籍清单中没有一本专门讨论这个主题。在 1892 年 9 月 28 日恩格斯写给弗朗茨·梅林的一封信中，他讨论了马克思在柏林大学的岁月。他写道：“对政治经济学，他还一无所知……”

尽管如此，皮埃尔·纳维尔(Pierre Naville)试图缓和这种过分生硬的观点的努力是正确的。事实上，黑格尔本人在青年时期就深受经济学研究的影响，尤其是亚当·斯密的著作；马克思将黑格尔体系视为名副其实的劳动哲学。“当马克思阅读《精神现象学》，《法哲学》甚至《逻辑学》时，他不仅发现了黑格尔，而且通过他意识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部分在黑格尔的著作中被吸收并翻译成哲学术语；因此，如果他还没有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发现某些仍然存在的要素，例如需求理论（the theory of needs）、占有理论（the theory of appropriation）或劳动分工理论（the analysis of the division of labor），马克思就不会对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和国家的观点进行系统的批判。”

马克思在 1842 年成为《莱茵报》（Rbeinische Zeitung）的编辑时，已经从哲学研究转向政治研究，这是他思想发展的第一步。他的基本立场仍然是为“人”的国家（human state）而斗争；总体而言，他仍然坚持“人权”的立场，坚持反对封建残余的斗争。与黑格尔一样，他认为国家应该是“自由的实现”（the realization of freedom.）。但即使在这个阶段，他也发现了这种理想的国家概念与 Stände（等级/国会）在莱茵兰省议会中的代表试图“把国家贬低到私人利益的思想水平”这一事实之间存在矛盾。换言之，当他解决了一个当前的政治问题——即新的林木盗窃法——时，他又遇到了社会阶层的问题。本应体现“普遍利益”的国家，似乎只是为了私有财产而行事，而为了做到这一点，为此不仅违反了法律逻辑，甚至违反了一些明显的人性原则。

马克思已经认识到，国家似乎为了保护私有财产制度可以付出一切，这源于对公共资产的私有性与垄断性占有。并且他在一项将窃贼的劳动指派给木材所有者以补偿他的损失的刑法条款中认识到，他未来的剩余价值理论的主要关键点：无偿强迫劳动是剩余价值“百分比”的来源，即利息和利润。

从第一次进入这个主题开始，政治批判就将青年马克思引向了批判“市民社会”与政治经济学的门槛。然而，在跨过这道门槛前，即沉浸在作为一名学者的生活中首要关注的主题之前，他似乎觉得需要不断地回头看，回溯他的脚步，以确保他没有错过任何替代解决方案，并最终安放他刚刚诞生的所有意识形态。从 1842 年 10 月开始撰写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的文章，到他在巴黎开始学习政治经济学的两年间，年轻的马克思要为这两个运动——黑格尔哲学和乌托邦社会主义——绘制一个平衡的研究图景，他必须首先超越这两个运动，然后才能给自己的思想以一个明确的形式。（“超越”一词在此必须以其黑格尔的辩证意义来理解，它意味着所有在被超越的立场中有效的东西都保留在新的立场中。）

为了帮助理解青年马克思的经济思想是如何演变的，追溯他对社会问题的关注的起源是很有趣的。他最初是通过摩塞尔葡萄种植者的贫困和关于林木盗窃的争论发现了它们的存在，当他开始详细批判黑格尔的哲学时，他所进行的每一步批判都伴随着这类社会问题的影响。他发现“直接劳动的财产”（the estate of direct labor）——即一无所有的群众——实际上构成了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前提。而对于这种“人为造成的贫困”，他把享受作为人类的真正目的。他在写给《德法年鉴》的出版商卢格的信中宣称：“从这种政治国家与自身的冲突中，人们可以处处推导出社会的真相。”然而，尽管他宣称自己已经是一个私有财产的反对者，在他对法律理论和实践的批评中，他将私有财产描述为一切不公正的根源，但他仍然拒绝称自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马克思对国家哲学问题的研究让他阅读了卢梭、孟德斯鸠、马基雅维利，尤其是一些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学家，他们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引导他研究法国社会主义，这是大革命解放趋势的产物。

他最后一次拒绝共产主义是在上面引用的 1843 年 9 月写给卢格的信中，而他作为共产主义者的第一次信仰告白是在 1844 年 3 月。在这两个日期之间他的政治立场发生了巨大转变，这对他的余生是决定性的。

这种演变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很难在许多影响中分离出一个因素。但是，无论他对像莫泽斯·赫斯（Moses Hess）这样的作家的阅读有多么重要——其影响是不可否认的——或者他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有多么重要，这是由于路易·菲利普统治下法国社会的整体氛围，进步思想的沸腾，各种社会主义派别的活动，同时他在现实生活中第一次接触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状况等多重因素决定的，这使他的文学影响得以具体化。

在他关于犹太人问题的第一篇文章中，马克思已经给自己设定了一个任务，即考察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之间的关系，这是他对政治宪政理论的批判的逻辑结论。顺便说一句，他把货币与私有财产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人类异化的根源。但与此同时，他将劳动、工人与无产者视作必须被解放的人类异化的化身。在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他要使无产阶级实现其自我解放，从而实现全人类的解放。

马克思已经意识到“工业以至于整个经济界和政治界的关系是现代主要问题之一。”然而，这种关系虽然在理论上得到了把握和批判，但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得到改变。“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这些群众指的是无产阶级群众，他们的出现使德国革命成为可能。这样一场革命只能是一场激进的革命;它不能局限于政治(资产阶级)领域。“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恰恰取决于在“彻底的锁链”中阶级的形成，这个阶级在努力摆脱这些链条时将通过废除私有财产来拒绝所有的社会枷锁：“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只不过是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的原则的东西，把未经无产阶级的协助，作为社会的否定结果而体现在它的身上，即无产阶级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

诚然，这种对无产阶级作为私有财产否定者的革命作用的发现，仍然局限在哲学的范围内，还没有摆脱某种感性的人道主义——费尔巴哈的人类学原则。恩格斯后来说，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以一个处于历史范畴之外的抽象的人作为出发点，因为这个人所生活的世界(具体的社会条件)从来没有被讨论过。无产阶级的处境仅仅被谴责为“不公正的”和“不道德的”。继费尔巴哈之后，马克思仍然宣称，虽然无产阶级是人类解放的心脏，但哲学是它的头脑。他还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在生产过程中所占据的位置是其解放力量的基础。他还没有认识到，要实现共产主义，必须有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必须有一定的物质条件的实现。他的共产主义概念本质上仍然是哲学的。

尽管如此，这种哲学上的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之间的联系现在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了。 从这里到研究无产阶级的“真正的解放运动”——法国、英国和德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只需要迈出一步，马克思在他流亡巴黎的最初阶段就已经迈出了这一步。从哲学上的共产主义到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过渡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

正如前面说过的，恩格斯在马克思之前成为了一名共产主义者。但他的共产主义起初本质上也很明显是哲学的。这是首先针对开明的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共产主义思潮，从恩格斯在 1843 年底到 1844 年初在罗伯特·欧文创办的《新道德世界》（The New Moral World）周刊上为欧洲大陆的共产主义运动撰写的许多文章中可以看出这一点。他宣称，“我们（德国共产主义者）只能从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阶级中招募扩大我们的队伍，”并且他将哲学上的共产主义与魏特林所体现的“劳苦大众”的共产主义对立起来。

然而，恩格斯明白，共产主义是现代文明创造的社会条件的必然结果。这就是他为什么平行地描述了英国、法国和德国（包括瑞士）的共产主义运动：“于是，欧洲三个文明大国，英国、法国和德国，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财产共有的基础上进行社会制度的彻底革命，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急不可待和不可避免的必然……英国人达到这个结论是通过实践，即由于自己国内贫穷、道德败坏和赤贫现象迅速加剧，法国人达到这个结论是通过政治，即他们起初要求政治自由和平等，继而发现这还不够，就在政治要求之外又加上社会自由和社会平等的要求;德国人则通过哲学，即通过对基本原理的思考而成为共产主义者。”

必须强调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同时制定了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基本纲领，即消灭私有制——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恩格斯在他为《新道德世界》写的文章中——写于 1843 年 11 月至 1844 年 1 月之间的著作，并且无疑是相互独立的文本。同样值得强调的是，年轻的恩格斯以杰出洞察力，用一句话概括了西欧三大国家各自对十九世纪世界劳工运动的贡献：在英国，诞生了第一批群众组织并取得了一些成绩（宪章派和工联主义）；在法国，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革命斗争（这场斗争始于法国大革命奠定的传统，经过巴贝夫、布朗基和 1848 年 6 月（巴黎六月起义，译者注），并在巴黎公社达到高潮，这是无产阶级第一次有效地夺取政权）；在德国，在理论上完善了第一个科学的社会主义纲领。当然，当他写下最后这句话时，他并没有意识到他自己在德国的理论贡献方面将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无产阶级运动将通过他为《共产党宣言》所做的准备工作和他参与撰写的《共产党宣言》而进入一个新的篇章。

正如我们所说，恩格斯震惊于英国的伴随着大工业生产而诞生的无产阶级的贫困与士气低落的现状，但他们也有强大的集体力量和组织能力（恩格斯钦佩地指出宪章派能够每周收集一百万便士的资金），它们的战斗精神，以及一旦组织起来就在精神和道德上超越其物质苦难的力量，这些因素使得恩格斯能够从哲学上的共产主义前进到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梁赞诺夫曾回忆恩格斯与第一批真正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者——移民到伦敦的德国人沙佩尔、鲍尔和摩尔——的会面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实上，他本人在对马克思所著的《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所写的序言中描述了这一点。我们在标志着这一转变的三部著作中感受到了这种实践经验的影响：《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1843 年底）、《英国状况》（1844 年 1 月）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 年底和 1845 年初）。

这三部著作中的第一部，即《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正如我们所指出的，是两位伟人思想生涯中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著作。恩格斯在其中并没有说什么实质性的新内容。他批评经济自由主义——亚当·斯密、李嘉图和麦克库洛赫的学说——通过直面工业革命时代英国的经济和社会现实。这种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欧文、傅立叶和蒲鲁东等社会主义作家的启发，但在将黑格尔辩证法卓有成效地应用于社会现实方面，它超越了这些作家。虽然它仍然被一些道德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观念所支配，谴责贸易造成“相互不信任”和使用“不道德的手段达到不道德的目的”，但他仍然有一些非凡的见解，这些见解后来在马克思的著作，如《共产党宣言》甚至《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找到了回响：例如，资本主义经济是向前迈出的必要的一步，“所有这些琐碎的、地方的和民族的考虑都被抛在脑后，这样我们这个时代的斗争就可以成为一场普遍的全人类的斗争。”

《大纲》的出发点是对贸易——对重商主义学说和自由贸易理论的批判。恩格斯从“纯粹人的、普遍的基础”出发，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即两种学说必须一起批判。他特别揭露了自由主义反垄断学说的虚伪，这种学说假装不知道自由贸易本身是建立在垄断基础上的，即私有财产垄断在社会少数阶级手中，而且自由竞争必然导致垄断。

文章的第二部分讨论价值概念；这是最薄弱的部分，可以看出恩格斯既没有理解李嘉图，也没有比李嘉图深入。恩格斯从“抽象或真实”的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区别开始讨论价值。然后他考察了将“抽象价值”分别降低为“生产费用”和“效用”的两个学派。他得出的结论是，一个物体的“内在价值”“包括两个因素”，即生产成本和效用成本。在一段不太清楚的文字中，他似乎对价值的存在本身产生了怀疑。当他批评作为“纯粹自然法则”运作的“竞争法则”的作用时，他的观点更接近于正确，并且他精确地从这一法则的作用，也就是从竞争中，推断出生产过剩危机的出现。

文章的最后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并描述了大规模工业对相当一部分人口的灾难性后果。这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部分；他进一步继承了傅立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恩格斯的第一本书《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内容对其进行了扩展和支持。

诚然，在文章的最后部分，我们仍然发现了一些错误，例如认为工人的工资减少到仅够维持生计的水平。但对马尔萨斯的批评是清晰的，并提出了一个至今仍然有效的与新马尔萨斯主义的争论的基本论点，即，将人口的增长与土壤自然产量的增加相比较是错误的；相反，它应该与现代科学技术有效应用于农业而带来的农业生产力的潜在提高相比较。将生产过剩危机分析为资本主义矛盾的基本表现，其简明扼要的文风和这位年轻作家深究事物真相的能力是引人注目的。这暴露了一种毫无意义且荒谬的现状:人们在富足的环境中饿死。

最重要的是，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把对私有财产的批判（它们占据了这两位未来的朋友两年之久）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它们将成为他们余生的关注点）结合在一起，他指出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工不可避免地诞生于私有财产，这种分工导致资产阶级社会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阶级，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

资本主义与大工业所导致的不道德和不人道的后果——它破坏家庭并导致犯罪的增加——在《大纲》中的几个引人注目的词句中都有提到，《共产党宣言》用一幅残酷的、令人难忘的文字描述了这些后果，在这部作品中进行了更全面的分析，该作品至今仍是对工业革命的社会后果的最触动人的描绘。《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著作。激励那些年轻社会评论家的仍然是道德上的愤慨，而不是对社会现实的理解。但这种道德上的愤慨已经是革命性的，已经与对被资本剥削和压榨的这个阶级的支持联系在一起，这个阶级创造了所有财富，而这些财富的享受权却留给了资本它自己。最重要的是，这本书已经使人们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实际斗争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可能的载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标志着恩格斯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彻底决裂，同时也是反对它的重要武器。

近年来，由于社会主义并没有在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取得胜利，这一概念受到了批判性的审视。一些批评者——要么明确地，如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要么含蓄地，如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努力表明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潜力大于西方无产阶级的革命潜力。此外，在第三世界的人民中，他们将革命中的主要角色设定给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并认为在这些国家，工业无产阶级在某种程度上相对于无地农民来说是一个享有特权的社会阶级。

另一些批评者为的不是比较西方无产阶级与第三世界人民革命能力的高低，而是质疑西方无产阶级本身的革命能力。他们认为西方无产阶级实际上已经融入资本主义社会，特别表现为西方无产阶级更加原子化（在半自动化工业中）、其消费能力的增长以及其意识形态和需求被操纵。他们不否认那些被迫出卖劳动力的人数在绝对数量和占总劳动人口比例方面都在继续增加。他们否认的是这种数量的增长直接或间接地加强了其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挑战，甚至否认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被西方无产阶级推翻的可能性。

这两种类型的批评者都倾向于更多地参考马克思和恩格斯年轻的作品，而不是他们成熟时期的作品。在这些年轻的作品中，特别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基本上是从资产阶级社会中这个阶级的消极特征中推导出来的。这个过程以黑格尔三一体的顶峰的方式呈现出来，是名副其实的“否定的否定”。正是因为无产阶级的枷锁是以激进的面目出现的，所以只有通过激进的革命才能摆脱它。这导致当代批评家得出这样的结论：既然无产阶级的锁链今天已经变得不那么激进了，这个阶级进行激进革命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乌托邦式的幻想。

然而，对马克思和恩格斯青年时著作的批判性分析——尤其是他们关于社会革命思想的起源——表明，在那辉煌的风格背后，他们仍然缺乏经验知识。四十年后，恩格斯发表的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句评论同样适用于“彻底的锁链”这句著名的短语：“已写好的一部分是解释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个解释只是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事实上，现代无产阶级并不是世界历史上背负最沉重锁链的社会阶级。这个定义更适用于公元前 1 世纪到公元 3 世纪的罗马奴隶。历史已经证明，这样一个阶级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因为他们没有私有财产，并且他们有能力进行一场废除所有私有财产的社会革命。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他们的判断更加精确化，并赋予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成为现实的进程的关键地位，这与其说是因为它所遭受的苦难，不如说是因为他们在生产过程中占据的位置及其所拥有的能力获得了比过去任何受压迫阶级都无法比拟的组织才能和行动凝聚力。

没有理由否认第三世界国家无地农民的革命能力，也没有理由怀疑这些国家在过去二十年中在世界范围内带来了最多数量的革命斗争的参与者。但是，如果不想将这一事实转化为对整体现实的错误描述，那么需要说明两点。首先，正如马克思主义者所预见的，这个农民阶级本身是无法夺取政权并建立新的国家的；为此，它需要一个从出身、组成和灵感上都具有无产阶级性质的阶级的领导。此外，仅靠这些贫苦的农民是无法建设一个马克思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社会——即确保人类社会所有的潜力都得到充分和完全绽放的社会。正是因为这样一个社会的基础只能是现代大规模工业发展到最高水平的产物，所以社会主义革命被认为是一个世界性的过程，尽管它可能是在不发达国家开始的，即使革命没有成功，那么如果假设革命的条件得到了充分发展，它便会在工业最先进的国家发生。

此外，当各种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对无产阶级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推动实现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作用表示怀疑时，他们通常会犯两个错误：他们要么假设马克思声称工业发展程度与阶级意识程度之间存在某种自动的关系，或者他们认为这种阶级意识（以及推翻资本主义所需的主观条件）的发展是直线进行的。

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思想成熟时后，清楚地把握了生产力发展水平与阶级意识发展水平之间的辩证关系。恩格斯所写的关于十九世纪英国无产阶级的内容，同样适用于二十世纪的美国无产阶级。为了表明后者将无法完成其革命使命，仅仅描述目前的阶级整合机制、意识形态操纵等是不够的。有必要表明这样一种事实，从长远来看，国际竞争的加剧，侵蚀了美国对高生产率的垄断，以及美国工人因这种垄断而享有的工资优势。这种现象不会改变美国无产阶级的行为。更重要的是，自动化只是资本依照历史趋势以死劳动代替活劳动所采用的最激进形式，从长远来看，这将伴随着充分就业，并且不会导致经济衰退，但通货膨胀将可能会不受控制，只是这种风险现在并没有被人们所察觉。

当人们希望看到“未融合的少数群体”（激进组织、学生、底层无产阶级，甚至是明显带有反社会特征的群体）发挥无产阶级的解放作用时，他们遇到了古罗马奴隶起义所遭遇的同样的障碍。这些团体充其量只能进行绝望的爆发。他们既不具备客观的社会力量（要么使整个生产秩序停顿），也不具备将集体持久地组织起来的能力——如果他们要改变当今社会，这两个特征是必不可少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快就明白有利于推翻资本主义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并不是直线发展的，而是明显受工业波动的周期（七年或更长）影响的。重要的不是知道特定国家或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是否处于暂时被动的状况，而是要知道其生存的客观和主观条件是否能推动它们周期性地走上那条对资本主义秩序存在普遍挑战的道路。

这种挑战的客观条件是资本主义本身运作过程中所产生的——特别是产业后备军（industrial reserve army）对工资的变动所产生的不安全感，工资不足导致社会需求不足，以及工作的异化性质等等。造成这种挑战的主观条件归根结底意义上是工人对自己的生存与工作条件的不满。 最近的大量出版物表明，这种现象在被称为“消费者社会”的社会中也是如此，并且丝毫不逊于十九世纪。 作者：瞄一瞄中了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15052530 出处：bilibili

第二章：从谴责资本主义到为共产主义提供社会经济论证

正是在他流亡巴黎期间，马克思热切地致力于研究政治经济学，并在布鲁塞尔流亡期间继续研究，在回到德国后中断了这一进程，最终在他流亡伦敦期间，也就是在大英博物馆内完成了这项研究。“阅读恩格斯的《大纲》使他明白，仅仅以否定国家为出发点，仅仅通过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来制定可能“吸引”工人阶级群众的激进社会理论是不够的，也不可能使他们意识到需要一场结束他们这种异化状况的社会革命……因此，为了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马克思决定自己研究‘剖析资产阶级社会’的方法，因为这些方法可以在伟大的经济学家的著作中找到……”我们可以通过他留下的大量阅读笔记来观察其经济学研究的范围和多样性，其中部分已经出版。（不知道马克思的所有阅读笔记是否已经找到。）

1844 年 9 月，马克思开始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并与恩格斯进行了越来越密切的合作。这一研究促使马克思阐明了他对于他的哲学导师和他的一些老朋友——黑格尔、费尔巴哈和年轻的以布鲁诺·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的看法。这场论战产生了三部作品，这三部作品既是一种内心的独白，也是两个刚刚成为朋友的人试图了解他们的思维演变方式的尝试：《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其中第一部作品标志着马克思经济思想的转折点。

在阅读了一系列一流的经济学家的作品，甚至还包括了亚当·斯密、贝魁尔、劳登、布雷特、西斯蒙第、詹姆斯·穆勒和米歇尔·谢瓦利埃的长篇引文的一部分之后，这三本经济和哲学手稿构成了这位《资本论》未来作者笔下的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著作（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构成了第四部分）。它们依次涉及工资、利润、地租、与私有财产相关的异化劳动、与劳动和共产主义相关的私有财产、需求、生产、劳动分工与货币。

马克思从黑格尔、谢林和费尔巴哈那里借用的哲学异化概念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被赋予了彻底的社会经济性质的内容。这一概念甚至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也不再具有完全的哲学内涵：“马克思从费尔巴哈那里得到了非人化、异化或残缺的人的概念……但马克思现在正以一种新的形式使用这种表达方式。在政治关系中，他将……非人化的人等同于被鄙视和可鄙的人，他认为法国大革命重新构建了人的概念，也就是说，将其提升到了自由公民的水平，这是法国大革命的功劳。

然而，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其中的问题是政治问题，或者至少是社会问题。被异化的人突然不再是依附于宗教或思辨的梦幻世界的个体，而是一个不完美社会中缺乏人性尊严的成员。非人化世界中的人现在变成了非人化社会中的人……”

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这个非人化社会的秘密被揭开了。社会是非人的，因为这个社会中的劳动是异化的劳动。马克思发现将社会和社会中的人简化还原为劳动更加容易，因为黑格尔已经将劳动描述为人类实践的本质核心。当他研究古典经济学家时，马克思发现他们把劳动作为价值的最终来源。几乎是在一瞬间，这两个想法被结合在一起，当我们查看马克思的阅读笔记时，我们有一种真正身临其境的感觉，尤其是他对詹姆斯·穆勒的笔记所作的的著名评论。在那篇评论中，他从货币的性质——交换手段和异化工具——出发，以得出取代人际关系的异化关系。

与此同时，哲学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变成了社会学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即基于对社会演变及其逻辑的分析为基础的共产主义。诚然，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仍然宣称自己是费尔巴哈“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的支持者。但是，这种人道主义现在也被赋予了明确的社会经济内容：它被上升到了共产主义的层面，并扬弃了私有制、劳动分工与异化劳动的概念。

马克思并没有把恩格斯在《新道德世界》中关于共产主义的文章中的“劳苦大众的共产主义”与“哲学的共产主义”的概念进行对比，而是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粗陋的共产主义”与“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的共产主义”区分开来。前者源于粗鄙的嫉妒，只会导致异化劳动的普遍化，即“想象的最低限度出发的平均化的顶点”。而后者意味着“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人的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马克思已经指出，这一方面是以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与私有财产的废除为前提的，另一方面是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前提的。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前的所有共产主义著作以及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相比，这一思想标志着他们向前迈进了一步。并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一步发展。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遵循批判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的逻辑，而不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规律的一般性阐述，并从分析私有财产所造成的贫困开始，而不是分析商品生产所创造的财富（这是所有经典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出发点，也是马克思本人将在《资本论》中采用的出发点）。私有财产造成的贫困完全体现在工资和工资的演变规律中。工资水平的波动分析是以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经典理论为基础的，并深受马尔萨斯观点的影响。同时，工资水平也受工人之间竞争的影响，工资往往趋向于仅维持在工人最低生活水平的地步。然而，与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相反的是，马克思指出，这不是某种“人口增长规律”的必然结果，而是工人与其生产资料相分离的结果。

与此同时，马克思已经通过区分经济周期的三个连续阶段——萧条阶段、繁荣阶段和经资本积累达到最大扩张阶段——的三种不同形式的工资变动状况，来改变这一工资“定律”。

在第一阶段，工资在失业的压力下下降，一部分工人阶级陷入潦倒和最深的悲惨境地。 在第三阶段，工资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马克思在这里逐字引用了李嘉图的论点）。因此第二阶段对工人最有利，因为劳动力供不应求，导致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加剧，所以工资可以上涨。

那么，在“繁荣”时期会发生什么呢？扩张加剧了资本的积累和集中。资本家的人数在减少，而工人的人数却在迅速增加。机器的使用越来越普及，将工人变成“有生命的机器”，机器因此与工人直接竞争。此外，“繁荣”必然会导致生产过剩，进而导致失业和工资下降。从资本主义运作方式的这张初始图表中可以看出，工资的增加只能是暂时的，而且注定会被这个体系的逻辑无情地抹去。马克思要到十年后才会修改这个图表。

尽管如此，他还是暗示了“相对贫困化”（relative impoverishment）的理论，他宣称即使在经济繁荣时期，“工资的提高对资本家说来，可以由劳动时间总量的减少而绰绰有余地得到补偿。”这里的措辞是仍然晦涩难懂的，但马克思在这里凭直觉表达的是，那些用工资购买的商品的价值可能会由于生产力的提高而迅速贬值；或者，换句话来说，工资的“反价值”可以在一天中越来越少的时间里产生。马克思引用了一位现已被遗忘的瑞士经济学家威廉·舒尔茨 (Die Bewegung der Produktion) 的著作中的一段话，其中对“相对贫困化”的规律进行了值得注意的论述。

同样，马克思还没有像他在古典经济学著作中所做的那样准确区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而是像亚当·斯密那样区分“固定资本”和“流通资本”。在地租领域，他遵循李嘉图的理论，强调资本最终将土地财产纳入自身，并将土地所有者转变为资本家。

在一段引人注目的段落中，马克思正沿着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之间的边界前进，他宣布土地财产必须完全纳入“私有财产运动”，在农业上，地主和雇农之间的关系必须简化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简单关系，如果要有效地进行反对私有财产的斗争，地主与其财产之间的所有个人联系都必须停止存在。在这一方面，《德意志意识形态》也标志着他的推理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他的推理完全脱离了其哲学和道德化的先例。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最著名的部分是对异化的社会经济根源的分析。在恩格斯和莫泽斯·赫斯的影响下，马克思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劳动与宗教异化的人进行了比较。 工人工作得越多，他就越创造出一个充满敌意并想要碾碎他的物质世界。与他之前把异化与私有财产等同起来的观点相反，马克思现在力图深入挖掘，在异化劳动中，即在劳动分工和商品生产中找到人类异化的最终根源。商品生产、劳动分工、私有财产之间存在着不断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产生了异化，但劳动分工才是异化的历史起点。

马克思指出，异化这种压垮生产者的敌对性的外部力量绝不仅限于是劳动产品和生产资料的异化。他对竞争制度下商品生产在需求异化方面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特别清晰的分析。这段话是一个宏伟的预想，因为马克思在一百二十年前所发现的大多数趋势，在十九世纪还只是萌芽，直到我们这个时代才大规模的成为现实。这里有一段似乎是对万斯·帕卡德的直接评论：“……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面找到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随着对象的数量的增长，奴役人的异己存在物也在扩展，而每一个新产品都是产生相互欺骗和相互掠夺的新的潜在力量。人作为人越来越贫穷，他为了占有敌对的本质越来越需要货币，而他的货币的力量恰恰同产品数量成反比，也就是说，他的贫穷随着货币的权力的增加而日益增长……甚至从主观方面来说，这一点部份地表现在：产品和需要的范围的扩大，成为非人的、过分精致的、非自然的和臆想出来的欲望的机敏的和总是精打细算的奴隶……”

对劳动分工的非人性方面的简要讨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个著名段落中得到了回应（“……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再次提出了最初的观点，即在劳动分工中才能找到异化劳动的真正起源。

诚然，《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并没有成为一部成熟的经济学著作。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的把握是片面的。这种批判被一个根本性的绊脚石所困扰：马克思还没有解决价值和剩余价值的问题。他还没有掌握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的理性概念，特别是李嘉图的，他的经济分析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然而，读者仍然为马克思自信严谨的批判精神与大胆的历史视角以及他追根溯源的缜密逻辑所着迷；我们确信，从撰写《手稿》的那一刻起，马克思就已经奠定了他的社会经济理论的基石之一。

严格地说，《神圣家族》其实并不关心经济问题，它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经济思想演变的贡献是相当次要的。两位作者仍然坚持恩格斯在他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出的折衷主义的价值概念。正如在《大纲》中所说的，恩格斯继续断言: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对工人来说，试图减少他们的工作时间是乌托邦式的空想。

另一方面，鉴于两年后发生的争论，《神圣家族》中有关蒲鲁东的段落显得特别有趣，那场争论使马克思能够首次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一般性的分析。诚然，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宣称蒲鲁东受到了他所反对的“政治经济学前提的支配。但他也称赞蒲鲁东对私有财产的批判是“第一次带有决定性的、严峻而又科学的考察。这就是蒲鲁东在科学上所完成的巨大进步，这个进步使政治经济学革命化了，并且第一次使政治经济学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Qu’est-ce que la propriété？）这部著作对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意义，正如西耶斯的著作《第三等级是什么?》（Qu’est-ce que le tiers-état?）  对现代政治学的意义一样。”事实上，《神圣家族》的很大一部分是在为蒲鲁东辩护，反对的只是那些粗心的阅读他，甚至自己都无法正确理解蒲鲁东思想的所谓“批判的”德国思想家。

（顺便说一句，马克思超越了恩格斯在其《大纲》中关于工资和利润之间关系的错误观点，并正确地指出这两种收入形式相互之间处于“敌对”关系。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在确定工资方面的“自由协议”隐藏了一种迫使工人接受提供给他的不平等的工资的关系。）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第一次从资产阶级社会现实出发来批判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立场，而《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于 1846 年在布鲁塞尔完成的主要哲学著作——其基础是基于对后黑格尔德国哲学的系统超越而诞生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从对历史社会发展的可以称之为‘现象学’的分析转变为‘遗传’分析。”

这本书中没有多少段落的主题在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的：总的来说，这些段落重复了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发展了的内容，尽管在某些情况下进行了宝贵的改进和澄清。例如，有一段著名的段落，其中作者指出共产主义的普遍性质，并且认为共产主义需要建立在生产力和需求在世界范围内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否则“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同时，劳动分工是人类异化的根源这一思想的整个发展过程，关于这一点也得到了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文中也提出了关于共产主义的新的战斗性的观点：“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并且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的压力下，生产力将会成为毁灭性的力量。文中对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第一个定义，在某些方面比《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著名定义更简洁，同时也更加丰富。

尽管如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我们可以找到三个使马克思恩格斯经济思想向前发展的真正贡献。第一个是对资本主义和世界贸易的更加辩证的看法，其早期思想迹象虽然没有详细阐述，但已经可以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看到。商品关系的普遍化不仅意味着个人存在的缺失和生活被简化为买卖关系；它还意味着人们生活得到了潜在的丰富，因为它打破了他们地方性存在的狭窄框架，在这种框架中，他们的欲望和未来的可能性因对世界其他地方的一无所知而受到狭隘的限制。“至于个人的真正的精神财富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财富。”只有通过世界市场，人们才能“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又回到了这个观点，在那里他谈到了“资本的伟大历史意义”。

第二个贡献涉及到人类需求的普遍发展，这是现代大规模工业已经准备好的，也是共产主义将要实现的。这与世界贸易问题密切相关。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使人与物之间辩证关系变得更加微妙，从而加深了他们对人与物之间关系的批判。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物质成倍的增加仍然被视为一种本质上的消极现象，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则强调人类所有潜力的发展意味着人类享受的普遍发展。这观点也将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得到广泛的发展。

第三个贡献涉及未来社会的分配模式：“……基于现有情况，‘各尽所能’这种错误信条必须改变，如果它涉及狭义意义上的享受，就必须改变为‘按劳分配’这一信条；换句话说，一种不同形式的劳动，占有和享受方面并没有赋予任何特权。”这一警告后来再次出现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如今在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宣传中却很少引用。

马克思恩格斯经济思想中的这三个新要素之间存在着显然的联系。需求的普遍性被认为是由世界贸易和大规模工业创造的了人类发展的普遍性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拒绝任何“按劳分配”或“按能力分配”的口号与要求，正是基于确保所有人的这种普遍发展的需要。

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明确地确立了废除商品生产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之间的联系。他们的余生都不会改变这种观点。那些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还需要商品生产存在的观点，是完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 作者：瞄一瞄中了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15091386 出处：bilibili

第三章：从拒绝到接受劳动价值论

理解某事的最好方法是从不理解它开始。这句由来已久的流行语，反映在青年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态度上，劳动价值论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派提出的，后来由马克思本人加以完善。

在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系统研究中，他明确地拒绝将劳动作为价值的基础。在《哲学的贫困》中，他同样明确地这么认为。从 1844 年初到 1847 年初，这两部著作间隔了三年。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经济问题思想是如何演变的?  是否可以界定马克思接受劳动价值论的大致时期？这是我们将努力回答的两个问题。

这一分析的起点是马克思在他流亡巴黎期间所做的阅读笔记，这些笔记持续了整整一年（从 1844 年初到 1845 年初）。人们普遍认为这些笔记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这种假设是非常可信的，我认识的所有评论家都接受了这种假设。因此，对这些笔记的仔细研究使我们能够观察到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态度的明确演变。

马克思评论的经济学家按以下顺序出现在他的笔记中：让·巴蒂斯特·萨伊、亚当·斯密、李嘉图、詹姆斯·穆勒、约翰·雷姆赛·麦克库洛赫和皮埃尔·布阿吉尔贝尔。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马克思第一次遇到了价值的经典定义。他抄录了《国富论》中的一段话：“世界上所有的财富最初不是用金子或银子买来的，而是用劳动买来的；而它的价值，对于那些拥有它并想用它来交换一些新产品的人来说，恰好等于它可以使他们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但他没有加以评论，而是将他的批判保留到了另一段话，在这一段中，斯密从交换的需求中推导出劳动分工，交换的存在反过来又取决于先前劳动分工的存在。

正是在与李嘉图的交锋中，马克思展开了对劳动价值论的辩论。他通过一步一步地遵循恩格斯在他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就同一主题展开的论战来做到这一点。商品的价值仍然被认为与其价格相同。它由劳动本身贡献的一个要素和劳动的对象所提供的另一个要素组成。马克思赞同蒲鲁东关于地租和利润是“叠加”的说法，因此这也是导致价格上涨的一个因素。他同意萨伊指责李嘉图忽略了需求在决定价值概念过程中的作用，萨伊将供求规律简化为两种竞争现象：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决定供给，消费者之间的竞争决定需求。但马克思批评了萨伊的这种说法：后者在实践中受到为时尚风气、个人的任性和其他偶然性的影响。而且他根本不受“市场法则”影响，它假定了供需之间存在最终同一性，这使周期性危机得现象变得难以理解。

然而，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根本不满在于，政治经济学必然不考虑竞争的影响。然而，竞争是现实。为了使这种理论更加具有凝聚力，政治经济学因此被迫将现实视为偶然，而将抽象视为真实。

在马克思看来，这个反对的理由更加充分，因他指责政治经济学正是在抽象的司法解释背后隐藏了包含在私有财产制度中所包含的剥削关系。如果在私有财产的情况下，要把握“市民社会”的本质，就必须将抽象的原则归结为具体的现实，为什么同样的方法在价值领域就不适用呢?在那里，抽象概念的世界也必须被放弃，以支持“现象场”（phenomenological reality），即价格世界。

马克思在对劳动价值论的批判中，对李嘉图理论中的“劳动价值”概念作了非常精辟的评论。“在本章的开头，如同慈善家一般的李嘉图将生活资料作为工人的自然价格，同样作为他劳动的唯一目的，因为他工作是为了获得工资。那么他的智力会怎样呢？但李嘉图只是为了寻求[确认]不同阶级之间的区别。这是政治经济学通常的循环论证。它的目的是达到精神自由。因此，对大多数人进行精神奴役是有必要的。生理需求不是[生活]的唯一目标。因此，它们成为大多数人的唯一目标。”

在同样的背景下，马克思后来对李嘉图的声明大发雷霆，即一个国家的净收入（表现为利润和租金的总和）才是重要的，而不是它的总收入。“事实上，政治经济学否认总收入，即生产和消费量的重要性，抛开别的不谈，这就意味着否认生活本身的重要性，它的抽象简直达到了耻辱的顶峰。在这里，我们看到:（1）政治经济学一点也不关心国家利益，不关心人，而只关心由利润和地租组成的净收入，它认为这是国家的最终目标；(2)人的生命本身没有价值;(3)更具体地说，工人阶级的价值降低到其必需的生产成本，它的存在只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为地主提供地租。”

然而，当马克思审视萨伊和西斯蒙迪对李嘉图理论的批评时，他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他说，这两位经济学家否认的是对经济真相的愤世嫉俗式的表达。为了对抗政治经济学的非人道后果，萨伊和西斯蒙第必须超越它的极限。因此，人道主义是政治经济学之外的东西，因此它不是人文科学。尽管争论十分的激烈，但马克思在这里开始为李嘉图辩护，反对那些反对李嘉图的批评者，他认识到看似愤世嫉俗的东西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现实的坦率承认，而其他作家试图掩盖这一点。

马克思在评论詹姆斯·穆勒的著作时，他又开始抱怨“李嘉图和他的学派”。他们忽略了现实，这个现实表明了生产成本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差异，并将自己局限于“抽象法则”。然而，这些笔记已经迈出了他的第二步:马克思并不完全否定“抽象规律”，而只是将其视为“真实运动的一个部分”。当供求相互平衡时，决定价格的确实是生产成本。但是，由于现实经常处于振荡和不平衡的状态，供需只能通过其他的方式以达到相互平衡。因此，政治经济学应该解释真实存在的运动，即生产成本与交换价值之间一致与不一致状态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在巴黎笔记中对古典经济学家的评论，决定了他在 1844 年和 1845 年的著作中——特别是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中对劳动价值论的态度。劳动的价值和价格继续相互分离：前者被宣布为“抽象的”，而只有后者是“具体的”。此外，正如我们之前指出的，在《神圣家族》中生产一种商品所需花费的劳动时间被视为其“生产成本”的“组成部分”；后者并没有被还原为前者。

但当他写完《神圣家族》时，马克思已经为另一部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制定了计划。1845 年 2 月 1 日，他与出版商卡尔·威廉·列斯凯签订了这本书的合同。《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无疑是初稿。早在 1845 年 1 月 20 日，恩格斯就敦促他完成他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这表明马克思在他的工作台上已经有了一本这样的书。这份手稿似乎已经丢失；它在 1847 年仍然存在，因为马克思在 1846 年 12 月 28 日给安年科夫的信中写道：“我本来很想随信把我那本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书寄给您，但是直到现在，我既未能出版这本书……”

为了写这本书，马克思离开了布鲁塞尔，和恩格斯一起去英国访问了六周，在那里研究了他在曼彻斯特能找到的所有政治经济学书籍，无论是在他朋友的家里，还是在公共和私人图书馆。正是在与政治经济学的第二次系统对抗中，他发现了英国社会主义作家能够利用劳动价值论以及李嘉图所阐述的其中包含的矛盾的社会革命用途。1845 年 7 月和 8 月，他在曼彻斯特学习的作家名单中有托马斯·埃德蒙兹和威廉·汤姆森，他们就是这样使用李嘉图的命题的。（8 月之后，他读了另一位同类作家约翰·伯莱的作品。）马克思后来批评劳动价值的分析是在创造“工人对其劳动全部产品的权利”，但很可能通过研究这些作者，他明白了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为何出于“护教学”（基督教神学的一部分，研究教条的辨证）的因素而背离了李嘉图。

没有证据表明马克思读过托马斯·霍吉斯金和庇尔西•莱文斯登，这是李嘉图最优秀的两个无产阶级门徒。但是恩格斯为了写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而对英国工人阶级的骚动进行了大量研究，他至少知道这些作家对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影响。

罗纳德·L·米克(Ronald L.Meek) 写道：“托马斯·霍吉斯金是一个在 1824 年废除《联合法》之后的日子里用来吓唬孩子的名字。因此，许多较为保守的经济学家可能不可避免地认为李嘉图的价值理论不仅在逻辑上是不正确的，而且在社会上也是危险的。‘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来源，’约翰·卡泽诺夫 (john Cazenove) 在 1832 年写道，‘这似乎是一种既危险又虚假的学说，因为它不情愿地为那些将所有财产都代表属于工人阶级的人提供了一个句柄，而这种共享在他人看来是抢劫或欺诈来的份额。”马克思一开始就认为李嘉图是“愤世嫉俗的”，这种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会“不择手段”的理论使他感到震惊。我相信他从曼彻斯特回到布鲁塞尔后，对劳动价值论的看法要好得多。

马克思在 1845 年 6 月或 7 月初，也就是在他动身前往曼彻斯特的前夕，马克思在他阅读经济学家查尔斯·巴贝奇的笔记中添加了一段简短的评论，他当时对这一理论仍然保持一定的中立性。但在写于 1846 年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包含两个明确的段落，这标志着劳动价值论被马克思所接受。一方面，我们在那里读到：“他[施蒂纳]甚至没有从竞争中学到这样一个事实……在竞争的框架内，面包的价格是由生产成本决定的，而不是由面包师的心血来潮决定的。”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写得更清楚：“即使是硬币，它也完全取决于生产成本，即劳动力。”结论似乎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5 年 7 月之后，到 1846 年春天完成《德意志意识形态》期间，决定采用劳动价值论的观点。

如果仅仅因为马克思在曼彻斯特之行中所揭示的李嘉图理论价值概念的鼓动性，就怀疑这两位朋友已经改变了对李嘉图理论的立场，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如果他们能在半年的时间里，从恩格斯在他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持有的折衷主义概念推进到一个更精确的劳动价值论概念——事实上，这个概念已经开始纠正李嘉图理论中的某些内在缺陷——这首先是由于马克思进行了更深入的经济学研究，以及他在分析上超越了他之前认为在劳动价值论中发现的矛盾。

这种超越可以很容易地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马克思第一次见到李嘉图和整个古典学派时所震惊的是，竞争的效果——供求规律运行所导致的价格波动——与“交换价值”由生产所需的劳动力数量决定。然而，在他们反思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富有辩证思维的头脑必然会问，显而易见的东西是否真的是对现实最直接的表达——以及“抽象”是否可能不包含比表象更“具体”的真理。

市场上的价格不断地发生变化。然而，如果人们只关注这些波动，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忽略其他经济活动的存在。但稍加思考，再加上对经济现实的实证研究，就能表明这些波动不是随机发生的，而是围绕一个确定的轴发生的。如果产品的售价低于其生产成本，那么其制造商将被排除在竞争之外。如果同一产品的售价高于生产成本太多，制造商就会获得超额利润，从而吸引更多的竞争者加入这一生产领域，并导致暂时的生产过剩，从而使价格再次下降。根据实际经验发现，生产成本是价格上下波动的轴。

在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在 1851 年重读李嘉图时所做出的批判性评论：“可见，李嘉图在这里承认，问题不在于生产他所理解的‘价值’，而在于生产‘价值’。‘自然价格’是在与市场价格的关系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但这种斗争与李嘉图的简单的平均化毫无共同之处。在工业发展的初期，大部分需求是与供给相一致的，竞争是有限制的，因此，在一切工业部门中产生了垄断价格，经常发生工业所有权对土地所有权的侵吞（也以分裂为[农业和工业]国家的形式），因此，一方发财，另一方贫困，所以市场价格和实际价格之间的斗争，在现象上，在程度上，都和现代社会里的情形有所不同。当时市场价格经常超过实际价格。”

在我看来，这个评论使我们更接近马克思从拒绝劳动价值论到接受它的实际路径——即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供求关系的历史演变趋势及其与李嘉图的“自然价格”，即劳动价值的联系。这一分析使他得出结论:由于工业生产的巨大增长，这种“自然价格”越来越成为规则，而与“自然价格”相差很大的垄断价格越来越成为例外。一旦这一点被接受，人们就不得不接受劳动价值论，因为那时已经确定价值不是由“市场规律”决定的，而是由生产本身的内在因素决定的。

马克思在同时进行他的经济学研究（准备《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已遗失）和历史哲学研究（准备《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时候，他在大约同一时期制定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其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经济决定论。研究人类的历史，必须结合工业和交换的历史。人类通过生产生活资料，开始将自己与动物王国区分开来。人究竟是什么，归根结底取决于他们生产活动的物质条件，而这又以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为前提。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最明显地体现在劳动分工的发展上。

换句话说，他们的历史和哲学研究的结论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准确地到达了经典劳动价值论的起点，马克将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重新构建这一理论：（抽象的）劳动是交换价值的本质，因为在一个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社会中，它是唯一的连接网，它使彼此分离的个体的劳动产品之间的比较和可比性成为可能。马克思从波动的“市场价格”回归到重新发现交换价值的方式与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学家皮埃罗·斯拉法从边际主义（marginalism）演变为将生产的所有投入还原为有时期的劳动量的“还原方程”理论的方式之间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马克思和斯拉法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将微小的、短期的波动放在一边，而这些波动正是边际主义的开端。

当他写《哲学的贫困》时，马克思已经是一个“李嘉图主义者”了，以至于他在确定了商品的价值是由其生产所需的劳动量决定后，立即引用了李嘉图的话。他引用了李嘉图理论中最薄弱的部分，即通过工人的“维持”成本来确定“劳动力”的“价值”或“自然价格”。

但与此同时，马克思在一个关键问题上已经和李嘉图分道扬镳了。他在 1846 年 12 月 28 日写给安年科夫的信中谈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在于，这些经济学家把这些经济范畴看做永恒的规律，而不是看做历史性的规律——只是适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规律。”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阐述同时使他掌握了劳动价值论的“理性内核”及其具有历史局限性的性质。这种经济规律的历史局限性的概念，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亚于劳动价值论。

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在历史局限性精确地适用于所有“经济范畴”；归根结底上，他将这种“经济范畴”视为某种社会关系。对于“交换价值”这一范畴，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哲学的贫困》中就有明确的认识。在马克思后期的著作中，他不断重申这一原则。因此，我们不可能同意米伦蒂耶·波波维奇最近的一项努力，即宣称商品关系对整个人类历史都是有效的，一直到活劳动的完全消失，以及伴随其消失的抽象劳动现象，马克思认为这是交换价值的最终秘密。

马克思本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很明确。他断然拒绝以交换价值的形式间接表达劳动时间（适用于每一个人类社会，也许除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先进阶段）的核算的必要性。他明确提出，当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被相关生产者的私有制取代时，商品生产将停止，取而代之的是对劳动时间的直接核算。

人们可能认为马克思是对的，或者可能试图表明他是错的，但不应将与他自己的观念相反的观念归咎于他。人们不应该断言，对马克思来说，所有活的社会劳动都必须采取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的形式，社会主义不是要消灭商品生产而是要消灭商品生产的“人性化”。波波维奇的这些观点与马克思的整个思想是对立的。 作者：瞄一瞄中了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15156422 出处：bilibili

第四章：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首次总的分析

在 1846 年底到 1848 年初之间（换句话说，主要是在 1847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四部著作，其中包含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一次全面的批判性分析。他们对十八和十九世纪伟大经济学家的研究，为他们提供了资本主义经济运作方式的图景，而这在他们早期的著作中是缺乏的。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以及他们共同撰写的《共产党宣言》中，我们不再看到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片面看法，不再主要或甚至完全关注无产阶级的苦难。相反，我们看到了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图景，其中审视了资本主义产生的规律，分析了它的历史价值（特别是由于生产力的惊人增长，它使所有阶级分化的消除成为可能），以及其中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具有严格科学的分析基础，即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这四部著作中形成的观点实际上是相同的，至少在经济问题上是一致的，因此可以放在一起讨论。

分析马克思和蒲鲁东之间的关系不是我们的任务，这方面已经有人写了很多。显然，这些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马克思对这位法国社会主义者是由衷钦佩的，这位自学成才的工人已经声名鹊起，其大胆的作风势必会吸引马克思（他诉我们他们曾整夜在一起讨论），并在 1843 年和 1844 年从他那里借用了他对私有财产的无情批判。然后，令人深感失望的是，蒲鲁东未能步马克思的后尘，他并没有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严肃的批判性的掌握，反而让自己陷入了“劳动集市”的乏味无趣的乌托邦之中（见恩格斯 1846 年 9 月 16 日和 18 日的信），当面对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中充斥的混乱和错误时，马克思怀着一种失望中但又夹杂着愤慨的心情。最后，在二十年后，对于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了一种更冷静的判断，但从广义上讲，这种判断仍然坚持马克思对蒲鲁东错误命题的科学正确的批判。

《哲学的贫困》是那种无情的论战性质写作的原型，这种写作经常激发马克思追随者们，尽管并不总是有真正的结果。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上，它构成了“对历史唯物主义解释的第一个具体而全面的描述，迄今为止在他的著作中只是顺便、粗略和间接地提及。”它也是“马克思始终将其视为其成熟科学著作的组成部分中的第一部经济著作。”从马克思经济思想演进的角度来看，它是第一部全面审视资本主义制度的起源、发展、矛盾和未来崩溃的著作，从这个意义上说，标志着对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重大进步。重要的是，马克思对蒲鲁东经济概念的批判所产生的结果是，他继续沿着他迄今为止所做的所有批判工作所确定的路线前进，从他对黑格尔的法哲学的批判开始：与这种神秘化作斗争，这种神秘化是通过抽象的方式来建立不可改变的范畴，其结果是，事物的既定状态被宣布为永恒的，事物的一切根本的不幸也就这样被保留下来了。

《雇佣劳动和资本》采用并扩展了相同的思想，特别是在决定工资的因素这方面。这一系列文章于 1849 年发表在《新莱茵报》上，内容的来源是马克思在 1847 年给布鲁塞尔工人协会的演讲汇编（参见 1864 年 6 月 3 日马克思写给恩格斯的信）。

在一本名为“布鲁塞尔 1847 年”的练习本中，发现了一份名为《劳动的工资》的未出版手稿。它包含了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这些思想比《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文本走得更远。这是一场(或多场)讲座的大纲，目的是发展已经讲过的内容，同时也包含了马克思关于十几位经济学家著作的阅读笔记。

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第一次暗示了他的剩余价值理论的本质，尽管没有使用这个术语，也没有准确表达自己的意思。资本“维持和增殖……通过交换直接的、活的劳动力……工人拿自己的劳动力换到生活资料，而资本家拿他的生活资料换到劳动，即工人的生产活动，亦即创造力量。工人通过这种创造力量不仅能补偿工人所消费的东西，并且还使积累起来的劳动具有比以前更大的价值。”

至于《共产主义原理》和《共产党宣言》，这是共产主义“信仰的声明”的两个大纲，第一个大纲是恩格斯于 1847 年 10 月 23 日至 27 日为“正义者同盟”的巴黎分部写的，第二部由马克思和恩格斯于 1847 年 11 月在伦敦召开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代表大会后的第二天开始的，并于 1848 年 1 月完成。两部作品都吸收了前两部作品中的思想，并赋予了它们一种更加简洁的——现在是经典的——形式。

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源的描述，即使在《资本论》中，也没有经过根本的改变。其先决条件之一是资本的原始积累，这是由美洲的发现和新大陆的贵金属输入欧洲而促进的。这导致工资和封建地租的普遍下降，并使利润大幅增加。与此同时，海外和殖民地贸易的发展扩大了市场，增加了商品的生产。大量的商品从奢侈品变成了更经常消费的日用品。

另一方面，封建地租的下降迫使贵族解雇了他们的大部分随从。十六、十七世纪出现了大量的流浪乞讨者，工厂要为他们提供工作。这些工厂不是由工匠建立的，而是由商人建立的，他们最初将一定数量的生产者和生产工具聚集在一个屋檐下，只有通过更好的监督和确保更好地保护资本家不因偷窃而遭受损失来节省开支。后来，劳动分工导致了工厂内部生产力的提高，直到蒸汽动力的使用和工业革命催生了大规模的现代工厂。

由此产生的生产方式首先代表了新的社会生产关系。“做一个资本家，这就是说，他在生产中不仅占有一种纯粹个人的地位，而且占有一种社会的地位。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诞生意味着生产力的惊人进步，没有前者，后者就不可能发生。马克思和恩格斯比他们那个时代的其他经济学家更准确、更清楚地理解了这种生产方式的深刻革命性质，尽管这些人大多是资本的辩护者。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为资本主义的唱了一首真正的赞美诗，但同时也敲响了它的丧钟：“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

“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但是，这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就的诗意描述，只会更加突出它同时所产生的矛盾。 因为如果不同时发展壮大无产阶级，资本就不能增加。社会财富集中在一个社会阶层手中，意味着另一个社会阶层的集中贫困。为了解释这一点，我们必须从分析这种财富的基本要素开始，即商品。

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它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现在，资本已经把劳动本身变成了一种商品，因为无产阶级除了为了获得生存资料而不得不出售的劳动力外，一无所有，而这一切都掌握在资本家手里。因此，这种劳动力本身将被视为一种商品，并且与任何其他商品一样，其价值（马克思在 1847 年仍不断使用李嘉图的术语“自然价格”）将由其生产所需的劳动力数量决定——为了生产“几乎只限于维持工人生活和延续工人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

通过工人之间的竞争，使得工资基本上保持在最低水平。在保留李嘉图关于工资的结论的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分析远远超出了他们的范围。他们使工资水平取决于资本积累的节奏。他们修正李嘉图理论的僵化结论，指出工资不是保持稳定的而是波动的，“最低生活保障”——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格——是由于在高危时期临时将工资提高到这一最低标准之上，而在危机和大规模失业时期则临时低于这一最低标准的结果。

然而，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承认在高危时期工资可能会超过最低生活水平，并且正是由于这种情况，工人才能在很小的程度上参与到文明的进步当中，但他们发现了这个最低工资、即劳动力价格有下降的趋势，而且是一种绝对性的趋势：“因此，当人们不断地用更便宜、更糟糕的食物找到维持劳动力的手段时，最低工资就不断下降。”《哲学的贫困》中以棉花代替亚麻、土豆代替面包、烈酒代替葡萄酒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后来，马克思经常引用将茶引入英国工人阶级饮食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

简而言之，马克思和恩格斯仍然相信工资长期下降的一般规律——他们后来纠正了这一立场——马克思在“工资”（Arbeitslohn）手稿和《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定义了这个规律，并具有以下特点：各国最低工资的标准不同，但在最低水平上趋于平均。当工资下降然后回升时（在萧条之后的高危阶段），他们永远不会达到之前失去的水平。工人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剧并趋向于降低最低工资；税收等同于商人的欺骗。总之，“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人的工资下降有双重意义：一是相对的，与财富的普遍发展相比；其次，在绝对意义上，工人在交换中得到的商品数量越来越少。”

同时，根据经济学家约翰·巴顿首先提出的观点，马克思制定了资本积累定律，该定律注定在他随后的工作中发挥特别卓著的作用：“资本和劳动关系的本质必然遵循一条普遍规律，即在生产力增长过程中，转化为机械和原材料的生产资本，也就是资本本身，按比例增长的速度比投入工资的那部分[资本]要快；换言之，作为一个整体，工人不得不勉强维持生产资本中越来越小的份额。工人之间的竞争因此变得更加激烈。”

我们这里所掌握的不过是资本有机构成增加规律的初步概述，从中可以得出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这是资本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一，马克思将在几年后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顺便指出，刚刚给出的引文的结束语包含推理错误。工资（可变资本）在整个生产资本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这一事实并不一定意味着，每个工人在工资总量中所占的份额的绝对值会下降。这实际上取决于一系列自变量：生产资本整体增长的节奏与资本有机构成的增长节奏相比（例如，如果生产资本总额每年增加 20%，而可变资本的相对份额每年减少 10%，则可变资本的绝对值增加）；可变资本绝对增长的节奏，相对于工薪劳动力的增长节奏（如果可变资本的绝对值每年增加 10%，而工薪劳动力的规模只增加 5%，那么每个工薪者所获得的平均份额实际上可能会增加）；剩余价值比率相对于生产资本比率的进步节奏；等等。

资本主义的演变意味着财富和苦难同时集中在社会的两极这一事实已经被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是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的原因之一：“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使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

“雇主不能雇用工人，因为他不能销售他的产品。他不能销售他的产品，因为他没有顾客。他没之所以有顾客，是因为工人只有他们的劳动力可以交换，而这正是他们[当时]无法交换的。”

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提出了生产过剩的周期性危机和资本主义生产普遍采取的周期性过程，这是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自由竞争的结果：“供求之间的这种正确比例……它只有在生产资料有限、交换是在极狭隘的范围内进行的时候，才可能存在。随着大工业的产生，这种正确比例必然消失；由于自然规律的必然性，生产一定要经过繁荣、衰退、危机、停滞、新的繁荣等等周而复始的更替。”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也类似的话：“由于生产变得这样容易，这种大工业必然产生的自由竞争很快就达到十分剧烈的程度。大批资本家投身于工业，生产很快就超过了消费。结果，生产出来的商品卖不出去，所谓商业危机就到来了。”

应当指出，马克思没有明确指出，而只是顺便提及，就利润率的均等化而言，这是资本主义竞争的后果。

生产过剩危机表明，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和生产关系反过来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 资本家力图摆脱这些困境，他们通过降低甚至摧毁大量生产力的价值以及寻求新的市场来应对危机。然而，这样做只会为将来更严重的危机铺平道路。

从那时起，资产阶级为反对封建主义而锻造的武器就转向了它。资本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创造了一个社会阶级——无产阶级——这是革命性的，哪怕只是因为它的生存条件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现在，这群集中在大企业中的无产阶级开始在所有成员之间的相互竞争中分裂自己，他们意识到需要组织起来以捍卫自己的工资。因此，工人阶级的联合有两个目的:消除工人之间的竞争，以便同资本家进行更加激烈的斗争。在这场阶级斗争中，无产阶级“为自己”形成了一个阶级。

它捍卫工资的斗争很快转变为一场政治斗争，目的是废除工资制度，建立一个基于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和所有生产者自由联合为基础的新社会。这个社会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情况下才能出现，它的发展将会有一个新的进步，使生产者的一切需要都能得到满足，使每个人的全面发展都能得到保证。

我们已经看到，本章分析的四部著作构成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一次全面批判，首次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方法具体应用于特定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综合，其巨大的优越性在于它建立在逻辑(辩证)方法与历史方法的综合基础上。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其他理论的综合程度能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相媲美。

最近，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 (Talcott Parsons) 试图进行类似的综合。在高度形式化的社会学和一般行动理论的框架内，他将经济视为“社会系统”的一个特殊特征，专门用于增加更广泛系统的“适应性”。这种综合的尝试可以被认为是失败的，原因有三个：它在很大程度上不符合历史的特点，它无法把握每一种“社会制度”(以及所有现实)的基本矛盾的本质，以及对当今资本主义（将国家与自身紧密结合的垄断资本主义，或新资本主义）的现实的相当明显的辩护倾向。

塔尔科特·帕森斯声称，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分析适用于“任何社会”和“任何”社会制度。但这一雄心勃勃的主张经不起历史的批评。当帕森斯说，需求状态和生产条件在除“高度传统”的原始经济之外的所有社会不断变化时，他颠覆了经济史的教义。事实上，这些需求和生产条件的“持续”变化只是广义商品经济的产物——它只占人类迄今为止总历史的很小一部分。帕森斯通过概括信用在垄断资本主义没落时代的作用，在经济和政治集体之间的联系中发现了“资本”的起源（以通常的辩词定义为社会“流动”资源的总和：仿佛原始村落的种子储备，或生活在原始氏族共产主义阶段的游牧部落的种子，都是“资本”！；好像资本不是一种社会关系！）那么，如何解释在英国自由放任时代开始时，大规模工业中资本的“正常”积累呢？当时信贷所扮演的角色显然是次要的，而且信贷主要私有的。

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实用主义模式的非历史性是显而易见的，他在经济领域的大多数定义只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的概括（甚至几乎没有一点抽象），甚至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在其特定发展阶段的概括。因此，他对经济的定义是在制度化价值体系的框架内努力实现生产最大化的“目标”（就好像没有一系列生产方式的“制度化价值”恰恰暗示着对“生产最大化”的故意拒绝！）。 或者他将“契约”定义为中央经济制度（仿佛契约不是商品生产的产物）。

他无法把握“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矛盾特征，这是塔尔科特·帕森斯架构的三个弱点中最重要的一个。通过从他的分析的基础上消除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通过将“系统”视为趋向于“整合”与“缓和紧张”；通过隐藏一个事实，即一个制度的主导“价值”根本没有对应于其所有成员的利益，而只对应于占主导地位的少数群体的利益，帕森斯既无法解释从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到另一种社会经济制度的历史演变的动力（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周期性冲突），也无法解释历史演变所采取的具体形式（敌对阶级和社会力量之间的斗争）。而马克思主义的体系使我们能够解释不同的历史现象，如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起源、罗马帝国的衰落、中世纪城市的兴起、大规模工业的到来、自由竞争的消灭、法西斯主义的爆发及其失败，我们将徒劳地在塔尔科特·帕森斯的公式中寻找理解这些不同现象所需的要素。在《经济与社会》（Economy and Society）中可以找到的关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少数评论揭示了他对这种矛盾缺乏理解，这种理解有时几乎是荒谬的。

塔尔科特·帕森斯对社会冲突及其经济根源的不理解使他的基本论点黯然失色。每一个“经济体系”，当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时，便不会增加，相反，它的“更大的社会体系”的适应性会大大降低。公元二、三世纪后罗马帝国的发展，或十八、十九世纪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反驳帕森斯架构的鲜明例子。

至于塔尔科特·帕森斯理论的辩护性质，这尤其表现在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框架的处理方式上。劳动是做出决定的重要因素——在工人的“家庭”内——将自己的“业绩”提供给“组织”，以换取和考虑“报酬”和其他人的“满意”。这个决定主要是基于“一般社会化动机”。等等。一个社会阶层既没有自己的资源，也没有获得生存手段的现实，一种在任何“社会化动机”、任何“对劳动事实的接受”之前遭受经济限制的人——唯一的另一种解决办法就是饿死！——在帕森斯的“制度”分析中没有任何立足之地。同样，对于封建地租显然是一种劳动产物而不是由贵族支付的这一事实，人们寻求丝毫的解释也是徒劳的，或者最轻微的试图反驳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剩余产品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的剩余价值之间的类比。 作者：瞄一瞄中了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15198008 出处：bilibili

第五章：周期性危机的问题

从《共产党宣言》（1848 年）到《新莱茵报·政治经济学评论》最终出版（1850 年）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阐述了他们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周期性和生产过剩危机的看法，这种生产方式时不时会产生动摇，短短两年时间就过去了。但这是什么年代！1848 年 2 月法国革命；1848 年 3 月柏林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返回德国；在科隆，由这两位朋友编辑的日报《新莱茵报》首次出版；1848 年 6 月在巴黎发生的第一次无产阶级起义；对《新莱茵报》的第一次禁令；意大利和匈牙利革命的爆发和失败；维也纳革命的爆发和失败（马克思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让维也纳工人为即将发生的事情做好准备）；柏林反革命的胜利；解散德国国民议会；最终禁止《新莱茵报》；马克思被驱逐出德国；恩格斯参加了南德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反对反革命势力的军事行动；这两位朋友再次流亡，这次是在英国。

这两位年轻的思想家在锻造和完善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共产主义学说之后，发现自己陷入了革命行动本身的高潮之中，他们批判了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表现出的犹豫、软弱、缺乏逻辑和勇气，并以最大的活力和勇气激励无产阶级，这是他们第一次在半个欧洲的公开斗争中面对阶级敌人。像所有革命者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革命充满热情。像所有革命者一样，他们往往会大喊：“所以革命似乎已经死了？革命万岁，它将很快从自己的灰烬中重生！”但是他们的思想太过严谨，太过科学，太倾向于让所有的思想（包括他们自己的思想）置于无情的批评之下，以至于他们仍然是幻想的受害者。

1850 年 3 月，马克思在中央委员会给德国共产主义同盟的讲话中仍然写道，在不久的将来，必然会爆发一场新的革命，要么是法国革命的新高潮，要么是由于”神圣联盟”的战争的结果，这场战争是由整个反动派对这个革命的法国发动的。但七个月后，即 1850 年 11 月 1 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50 年 5 月至 10 月期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学评论》上发表的《回顾 1850 年 5 月至 10 月的事件》中写道：“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还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发生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象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

他们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周期性过程进行了更深刻的研究，得出了这个结论，至少在国际资本主义的整个上升阶段，这个结论仍然是有效的。这项研究特别涵盖了 1847 年的危机和随后的繁荣阶段（其结果首先被记录在《新莱茵报》上，该报从一份日报在 1849 年变成了季刊），以及 1857 年的危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以及他们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文章都分析了这一危机。

甚至在此之前——特别是在恩格斯所著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简要地讨论了周期性危机的问题。在早期的阅读笔记和《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我们看到马克思指责李嘉图和萨伊。说他们没有理解资本无限制地发展生产力的趋势与资本本身对劳动群众消费的严格限制之间的矛盾。即便如此，他还是正确地区分了实际需求和有效需求。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回到了这一区别，简要分析了货币危机可能发生的原因，并指出生产过剩危机不是由物质生产过剩引起的，而是由交换价值的扰动引起的。

此外，马克思除了研究经济周期外，还致力于对直接经济利益与政治倾向之间的联系进行更详细的研究。这项研究，即《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也出现在《新莱茵报》上。它对马克思经济思想形成史的重要性在于，正是在这里，他首次明确地提出了生产资料的集体占有这一概念。

这项研究使马克思开始关注他以前不太关注的现象。除了代表法国农民存在的抵押贷款和税收负担之外，他们也无法理解法国农民政治态度的演变。资产阶级的不同部分由于各自的资本所采取的主要形式而相互反对和斗争：土地财产、银行、工业或商业财产。因此，经济学研究不得不频繁地摒弃抽象和概括，以便变得细致入微。股票交易价格几乎每天的波动，政府财政政策的细节，都被整合到分析中。显然，对信贷问题和货币现象的日益熟悉使这两位朋友为更好地了解“工业周期”做好了准备。

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没有对资本主义生产所采取的经济复苏、高危、繁荣、“繁荣”（经济过热）、崩溃、危机和萧条这几个阶段的周期性过程进行系统研究。但他们确实定期在《新莱茵报》上发表对当前政治和经济事件的调查，这些调查越来越成为对经济形势的真实研究。在这篇评论的第二部分——只有五期：1850 年 1 月、2 月、3 月、4 月和 5 月至 10 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1848 年 2 月在法国的爆发的革命已经对自 1845 年以来一直处于萧条状态的英国经济形势产生了有益的影响。“海外市场积压的大量商品在这个时期逐渐找到销路。并且，二月革命恰恰在这些市场上消除了大陆工业的竞争，而英国工业由于大陆市场的破产遭到的损失要比它在危机的进一步发展中本来要遭到的损失只稍微多一些。”结果，英国工业比预期更快地度过了危机，并在 1849 年进入了一个繁荣的阶段，根据实业家的说法，这个阶段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

在对经济形势的回顾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强调了“巨大的海外市场”对英国经济形势（以及整个欧洲工业）的重要性。在提到欧洲革命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之后，他们指出了在加利福尼亚发现黄金的决定性的历史意义——“一个比二月革命更重要的事实”。接下来的段落揭示了他们非凡的预言性的眼光，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预见了巴拿马运河的开凿，世界贸易中心向太平洋的转移（即使在今天也只是一种趋势），美国对欧洲的工业和商业优势（这直到半个多世纪后才成为事实），甚至是中国革命！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4 月刊中倾向于预测新的生产过剩危机，而在 5-10 月刊中则更加谨慎，他们的“评论”实际上是对 1836 年-1850 年资本主义世界的整个经济形势的详细分析。这一分析已经表明了他们对周期的一般概念以及对其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的经济因素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因此，作者强调，英国对铁路建设的大量投资推动了 1843-1845 年的繁荣；蒸汽航运向美国太平洋沿岸、向太平洋、向澳大利亚的扩张，与前者发挥了同样的作用。这一波投资导致了一些新企业的成立，又反过来导致了生产过剩。但由于繁荣伴随着越来越多的肆无忌惮的投机，因此危机的根源似乎是投机而不是生产过剩。马克思和恩格斯纠正了一种肤浅的印象，强调危机归根结底始终是生产过剩的危机。

1847 年的国际危机始于铁路，后来蔓延到货币和贸易领域，1845 年和 1846 年爱尔兰、英国、法国、荷兰和比利时的马铃薯收成不佳，加剧了这一危机，这反过来又导致了玉米价格的大幅上涨。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工业和农业在资本主义生产周期机制中的相互作用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

他们同样重视纯粹的货币现象，以及这些现象在危机开始时所起的关键作用。最初的恐慌是在 1847 年 4 月，由英格兰银行突然提高银行利率以及该银行公布的每周资产负债表显示其黄金储备下降到 250 万英镑引起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大银行和商品房市场的崩溃。这是在 1847 年 8 月发生的，因为一系列专门从事小麦和殖民产品贸易的公司破产了，接着是同年 10 月一系列银行和经纪人的大规模破产。

马克思和恩格斯再次强调了实际生产过剩在危机机制中的作用：一方面是铁路建设的过度扩张，另一方面是殖民地产品的过度进口（和出口）。他们在分析 1848 年至 1850 年英国工业的繁荣时强调了同样的机制，英国工业繁荣的标志远不是投机，而是生产的实际扩张，尤其是棉纺织工业及其出口，特别是对远东国家（作者谈到荷属东印度群岛市场对英国贸易的“开放”）和太平洋（受加利福尼亚狂热发展的影响）。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棉花价格的不规律波动，使英国资产阶级越来越不满于他们对美国南部棉花种植的依赖。他们相信英国将尝试在其他地方发展棉花种植（这确实发生过，特别是在印度和埃及），而这种来自自由工人的竞争将对美国南部的黑人奴隶制造成致命打击（这个预测也被证明是正确的）。

他们同样强调了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周期循环中，英国扮演着推动力量的角色。循环运动在英国开始，也是最原始的运动发生的地方。在欧洲大陆，资本主义生产每次都要重新经历的周期的连续阶段，只是作为次要现象出现。英国是欧洲大陆所有国家的主要市场，英国经济形势的起起落落导致（当然不可避免地会延迟）这些大陆国家的出口以及其经济形势的相应波动。海外国家的情况——英国工业对这些国家的出口远大于其他欧洲大陆国家——早在它影响欧洲大陆国家之前就影响到了英国。

这种分析非常微妙，超越了那个时代的学术科学所能掌握的任何东西，但也有一些缺点。货币危机仅仅反映了生产过剩危机，而“自主”货币危机甚至可能出现在繁荣时期，特别是在金本位制支配下的“自动机制”范围内，两者之间的区别还没有充分确立。这个周期的持续时间是以纯粹经验的方式来把握的，与固定资本的再生产周期无关。

这两个不足之处曾多次导致马克思和恩格斯错误地预测了新危机的爆发：1852 年、1853 年和 1855 年。直到 1857 年危机才最终爆发，而古典资本主义危机周期的平均持续时间被证明并非这两位朋友最初相信的六到七年，而是七到十年，正如马克思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中详细解释的那样。

这两个因素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52 年至 1855 年间的经济预测的失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通过与前一个危机周期（1843-1847 年）的持续时间进行类比，使他们在《新莱茵报》上预测了 1852 年的新危机。货币问题主要是造成《纽约每日论坛报》文章中提供的错误诊断的主要原因。

在此期间，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和狂热开采严重扰乱了货币市场的运作。正如梁赞诺夫在他对 1852 年文章的评论中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更正了他此时的印象，即英格兰银行的黄金积累只能是贸易收支波动的结果，与英国和国际经济形势密切相关。这种积累也可能是由于黄金产量的突然增加，以及黄金运往英国的情况，对经济形势产生了自主影响。在这里，我们触及了黄金双重性质的一个方面：它既是所有商品的一般等价物（它似乎独立于其内在价值而实现的功能），而且它本身也是一种商品，一种由人类劳动而生产的金属，其价值随着金矿行业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几年后，当马克思写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一章时，他要引起人们对这种矛盾现象的关注。

1852 年，马克思对此仍然只是类比论证：因为危机的历史告诉我们，银行中过多的资本积累使投机变得疯狂，而经济形势的这种“过热”很快就会引发危机，1852 年所存在的资本过剩必然是在不久的将来发生危机的信号。几个月后，即 1853 年 1 月，他已经被引导去纠正这一印象。尽管预测有误，但对 1852 年的经济形势分析还是包含了正确的因素，特别是下面这句有针对性的评论，它的有效性一直延续到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一次繁荣时期，他们[资产阶级乐观主义者]不利用机会断言：这一次不会有坏的一面了，这一次战胜了严酷的命运。而在危机到来的时候，他们就作出一副无罪的样子，用训诫的、庸俗的说教来攻击商业家和工业家，说他们缺乏先见之明和没有谨慎从事。”

至于 1854 年-1855 年的“危机”，马克思的错误是可以原谅的，因为它不是简单的类比推理或抽象演绎的结果。棉纺织业确实出现了生产过剩的危机，尤其是由于对澳大利亚的出口下降（在黄金“繁荣”之后，前两年一直存在过度投机行为）。由于美国和澳大利亚的黄金供应量急剧下降，货币市场也出现了严重波动。海外公司的大量倒闭导致一些重要的英国公司倒闭。然而，正如梁赞诺夫在他对马克思 1855 年 1 月的文章的评论中所指出的那样，所有这一切并没有构成整体危机，而只是局部危机，在此期间，货币因素的自主作用再次显露出来。

在他 1855 年 1 月的文章中，马克思强调了美国和澳大利亚市场对于扩大英国工业生产和出口的巨大重要性。这些出口在 1842 年至 1853 年间翻了一番以上，在 1853 年出口的价值 1 亿英镑的商品中有 40%出口到这两个国家（2500 万英镑到美国；1500 万英镑到澳大利亚）。而在 1842 年出口的价值 4500 万英镑的英国商品中，澳大利亚吸收了不到 1000 万英镑，而美国只有 350 万英镑（也就是说，这两个国家加起来占英国出口的 10%）。因此，在这十年间超过 5000 万英镑的英国出口增长中，多达 80%被这两个“新”海外市场所吸收。到了 1855 年，这种出口的“繁荣”似乎已经停止，那么整个框架的繁荣不会受到致命的打击吗？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一次马克思的错误预测比他在 1853 年做出的预测有更坚实的基础。

《资本论》的作者低估了克里米亚战争对经济形势的刺激作用。这里的历史经验为后来罗莎·卢森堡所说的政府命令可以作为与外部市场相关的“替代市场”发挥作用提供了一个例子。对军队的供应和军工工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对澳大利亚出口的挫折。马克思后来承认了这一点：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他将 1854 年和 1855 年划分为繁荣时期。

但在次年，恩格斯(1856 年 4 月 14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和马克思(1856 年 9 月 28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对“经济过热”的分析被证明是正确的。一场“壮观的崩溃”（恩格斯致马克思，1857 年 10 月 29 日）随之而来，并打开了危机的闸门。这一次，两位朋友都具备了他们需要的知识和经验数据，以便一步一步地跟踪危机的发展。此外，1857-1858 年的危机在其范围上比以前的危机更广：它扩展到更广泛的地理区域并影响到所有的工业部门。

正是在研究 1857-1858 年的危机时，马克思第一次发现了周期长短与固定资本更新周期之间的关系。他在 1858 年 3 月 2 日的信中就此向恩格斯提出了这个问题，两天后他的朋友作了详尽的答复。这样这个疑问就解决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们 7 年前提出的 6 年周期的错误假设修正为 10 年周期。

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中国才能在 1857 年至 1858 年危机之后的周期中提供一个可能的额外市场，而且他正确地预见到，要打破中国古老而支离破碎的农业对大型资本渗透的阻力并非易事。但是这八年对危机问题的研究为马克思提供了概念工具，这些内容体现在《资本论》中，即使不是完整的资本主义周期理论——他也没有时间写——但至少建立了这样一个理论的主要材料。

这些材料为 20 世纪的经济学家提供了重要的启发，从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开始——他自己是一个“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发展了各种所谓的周期性危机理论。阿尔文·汉森 (Alvin Hansen)宣称：“像卡塞尔和施皮托夫一样，阿夫泰良教授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马克思和其他人从马克思那里得到的思想……他的[马克思的]著作充满了影响了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周期问题的思考，尽管更多正统作家并不总是承认甚至意识到他们对马克思的亏欠程度。”

这句话特别适用于那些像作者所提到的那样，将危机理论建立在固定资本更新周期的持续时间上，或者换句话说，将投资活动（资本积累）视为危机背后的主要推动力。但它也适用于那些认为周期性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大众消费不足的人。事实上，这两种观点都能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原因很简单，对他来说，危机的根源一方在于资本主义的竞争——资本主义投资的不规律性——也在于群众的有效需求与社会整体生产能力之间必然存在的滞后。 作者：瞄一瞄中了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15229119 出处：bilibili

第六章：完善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

1857 年的危机减少了马克思本已非常微薄的经济来源，因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把他的供稿减少到每周两篇。但危机仍然激发了他对工作的热情和乐趣，以至于他在 1857 年 12 月 18 日写信给恩格斯说：“我的工作量很大，多半都工作到早晨四点钟。”这项工作着眼于两件事：对危机“事实和事件”的详细记录；以及解决对经济分析的“基本特征”的研究。这些研究的后半部分催生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剩余价值理论》，它们共同构成了《资本论》写作的直接准备工作。

长期以来，马克思一直希望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系统的批判，同时阐述自己在经济领域的观点。他在 1851 年提到了这个希望，当时他于 4 月 2 日写信给恩格斯说，在五周内，他将在大英博物馆“完成所有的经济学垃圾”，然后继续“在家里研究经济学。”但是，从 1852 年开始，为了养活自己，他必须从事新闻工作，再加上家庭困难和健康状况不佳，使他的计划推迟了四年。他于 1857 年 9 月开始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斯米里安·吕贝尔指出，在 1852 年 8 月到 1856 年底期间，马克思被迫放弃了他的经济学研究。

拉萨尔能够找到一个出版商分期出版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的这一事实，促使他完成了他的写作，但即便如此，他直到 1859 年 1 月 21 日才准备好第一期（《政治经济学批判》），当他把这件事告诉恩格斯时，他不禁叹了口气：“未必有人会在这样缺货币的情况下来写关于“货币”的文章！”

正是在这两个日期之间，即 1857 年 12 月 18 日和 1859 年 1 月 21 日，或者更准确地说，在 1857 年 11 月至 1858 年 6 月底之间，马克思可能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最重大的贡献。1858 年 3 月 29 日，他在一封信中向恩格斯提到了这些情况，信中还包含出版商邓克尔同意出版他的经济学手稿的消息。 他在 4 月 2 日的一封信中概述了他的观点，并在 1859 年 7 月 22 日对其进行了总结：他试图从最简单的现象——商品——出发，来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定的社会性质，而非绝对性质。

《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其序言而闻名，该序言用作者自己的话概括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而我们的任务不是讨论这个问题。由于作品的抽象性，从它出版到今天，这部作品本身的影响较小。恩格斯在马克思为他勾画大纲时便已经抱怨过这一点。尽管如此，这本书确实包含了马克思对经济理论发展的大部分具体贡献，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对这些贡献进行了更详细的阐述，这部作品本身直到二战后才为公众所知。马克思的贡献首先是对古典学派代表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所提出的劳动价值论的改进。同时，这也是对马克思本人在流亡英国之前提出的经济理论的改进。

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正如在马克思以前的所有著作一样，“劳动”和“劳动力”之间的区别尚未确立。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一直无法对剩余价值进行科学的分析，而这个分析恰恰是从发现劳动的特定的使用价值开始的。《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都没有包含剩余价值的概念。同样，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还没有最终揭示商品交换价值的秘密。 尽管他从流亡布鲁塞尔时就已经相信劳动价值论，但他还没有学会区分交换价值和生产价格，或者说生产价格和市场价格。

因此，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没有区分交换价值和价格：后者在他的分析中无处可寻。 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交换价值”一词也随之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价格”。但是，经济学家过去认为是不可接受的矛盾，现在被理解为一个明显的辩证现实：“只有在这种波动的进程中，价格才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这种无秩序状态的总运动就是它的秩序。”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将其价值理论和劳动价值论结合起来，形成了抽象劳动理论，即关于交换价值的创造者的理论。他将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和产生交换价值的“抽象劳动”(即在社会分工相互分离的私人商品生产者社会中完全可用的一部分社会劳动时间)区分开来。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是建立在这两种劳动形式的基础上的。马克思把这种对商品的分析看作是一个半世纪以来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的顶峰。在详细展开他自己的分析之后，他努力展示了经济学得出交换价值本质的正确概念的具体历史过程，他对 18 世纪和 19 世纪初的每一位伟大的经济思想家都给予了应有的评价，但同时也强调了每一种分析的缺点。因此，《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题为“商品理论史注释”的小分章是对致力于“价值理论”的工作的一个总结，并成为《剩余价值理论》的序言。

这些内容总结了以往对李嘉图价值理论的批评，同时也总结了马克思自己对经济理论发展的贡献。他自己称之为雇佣劳动理论（剩余价值理论的补充）、资本理论、竞争理论和地租理论，他对这四个方面的批判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

如果劳动是交换价值的本质，那么劳动的交换价值是什么？把交换价值作为交换价值的尺度，这不是在兜圈子吗？这一反对意见体现在以下问题中：既然劳动时间是交换价值的衡量标准，那么工资是如何确定的？在平等交换的客观基础上，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是如何发生的？

马克思回答说：“如果维持工人一个工作日的生存，需要一个工作日，那么，资本就不存在，因为这样就等于工作日和它自己的产品相交换，从而资本就不能作为资本增殖价值，也就不能作为资本保存自己……相反，如果维持工人整个工作日的生存，只需要例如半个工作日，那么，产品的剩余价值就自然产生出来了……”

创造剩余价值的不是交换，而是一个过程，资本家通过这个过程，在没有交换、没有等价物的情况下，免费地获得了由价值对象化的劳动时间。而这个过程无非是资本家对劳动力使用价值的享受，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一旦给定，就能够生产出远远超过其自身交换价值的等价物和它自身维持的成本，一旦给定一定水平的劳动生产率，在没有这些因素情况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正是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细微差别，成为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是马克思对经济学发展的主要贡献。

“劳动对于资本来说是使用价值，对于工人来说只是交换价值;是现有的交换价值……一物的使用价值与它的卖者本身毫无关系，而只与他的买者有关。硝石可以用来制造火药的属性并不决定硝石的价格，而这种价格是由硝石本身的生产费用决定的，由对象化在硝石中的劳动量决定的。在使用价值以价格的形式加入的流通中，使用价值的价值不是流通的结果，虽然它只有在流通中才能实现;它是流通的前提，只有通过同货币相交换才得到实现。劳动也是这样，由工人作为使用价值卖给资本的劳动，对于工人来说，是他要实现的属于他的交换价值，不过这个交换价值是在这种交换行为以前已经决定了的……劳动的交换价值……因此也是预先存在的……劳动的交换价值不是由劳动的使用价值决定的。对于工人本身来说，劳动所以具有使用价值，只是由于它是交换价值，而不是由于生产交换价值。对于资本来说，劳动所以具有交换价值，只是由于它是使用价值……很明显……工人通过这种交换不可能致富……因为他的劳动的创造力作为资本的力量，作为他人的权力而同他相对立……他把劳动作为生产财富的力量转让出去;而资本把劳动作为这种力量据为己有。可见，劳动和劳动产品所有权的分离，劳动和财富的分离，已经包含在这种交换行为本身之中。”

如果一个产品的交换价值按劳动的形式来表示，即以劳动时间来衡量，一天劳动的交换价值怎么可能不同于这一天劳动的产品？一天劳动的产品怎么能大于工人一天劳动所得的工资呢？马克思说，这种反对意见表现在以下问题上：基于以纯粹劳动时间决定的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怎么会导致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小于同一劳动力生产的产品的交换价值呢？

通过对资本如何获得剩余价值的分析，解决了这一难题。也就是说，这也归结为一个问题，即在一个劳动力通过创造一个与其劳动资料相分离的社会阶级，并使劳动力自己成为一种商品的社会，如何确定社会中劳动力的价值，这又反过来预设了这些生产资料的集中成为了另一个社会阶级的私有财产。

正是这种两个社会阶级的平行存在，其中一个必须向另一个出售自己的劳动力，才使劳动力变成了商品，使生产资料变成了资本。而这种转化既足以说明这种劳动力的交换价值，也足以说明劳动力所生产的价值与其自身价值之间的必然差异，即构成剩余价值的差异。 如果没有这种差异，资本所有者就没有购买劳动力的兴趣，劳动力也不会有出售的可能。

因此，从理论上讲，这个问题归结为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工资，即重构劳动力所需的所有商品的价值）与其使用价值（包括向买方提供无偿劳动力，超过了它所产生的交换价值的等价物的限度，也就是它维持自己存在的成本）。从历史上看，这个问题可以归结为对现代无产阶级是如何形成的问题的分析，产业后备军的建立，手工业者和农民与他们的劳动资料的分离，所有的土地变成私有财产(废除公共土地，等等)——也就是说，这个社会阶级，因为贫困和不安全的境况而不得不同意以价值法则决定的“市场价格”出售其劳动力。

为了使货币成为资本，那么使劳动成为雇佣劳动——生产资本的劳动——是有必要的：“（1)一方面是活劳动能力作为单纯主体的存在而存在，同它的客观现实的要素相分离，也就是，既同活劳动的条件相分离，也同活劳动能力的生存资料，生活资料，自我保存资料相分离……; (2)另一方面，存在的价值或对象化劳动，必须是使用价值的足够积累，这种积累不仅要为再生产或保存活劳动能力所必需的产品或价值的生产提供对象条件，而且要为吸收剩余劳动提供对象条件……;（3）双方之间的自由的交换关系——货币流通;两极之间的以交换价值为基础而不是以统治和奴役关系为基础的关系，因而也就是这样的生产，它不是直接地而是以交换为中介向生产者提供生活资料……只要双方仅仅以对象化劳动的形式交换自己的劳动，这种关系就不可能存在；同样，如果活劳动能力本身是另一方的财产，也就是说:它不是进行交换的人，这种关系也不可能存在……”

正是这种对剩余价值、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历史性的决定特征的分析，有别于过去一切形式的阶级剥削分析，才使《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如果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由它们所包含的劳动时间决定的，那么这个定义如何与经验观察到的事实相一致，即这些商品的市场价格是由“供求规律”决定的呢？马克思说，他的反对意见归结为：与商品的交换价值不同的市场价格如何形成，或者说，价值规律如何才能在实践中通过它自身的否定来实现？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对资本竞争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与发展，在资本竞争的基础上提出了利润率均等化和生产价格形成的理论，从而解决了这个问题。许多批评家认为他们在《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之间发现的著名的“矛盾”，这不过是对李嘉图理论的古老异议的一种庸俗的回应，即把市场价格与交换价值对立起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出版剥夺了这一反对的最后一丝有效性，因为它表明，马克思甚至在写第一卷之前就已经找到了《资本论》第三卷给出的“解决方案”。

最后，还有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基本反对意见，马克思本人称之为“显然最引人注目的反对意见”，进一步反对了李嘉图的理论：如果交换价值只不过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时间，不包含任何劳动时间的商品怎么可能具有交换价值呢？或者，更简单地说，简单的自然力的交换价值从何而来？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对这个问题作出了答复。（应当顺便提一下，对于马克思来说，利润率均等化问题和地租问题的解决是同时发生的，而且实际上是完全相同的，正如他在 1862 年 6 月 18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所表明的那样。)

但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手稿刚寄给出版商，一项紧迫的任务就转移了马克思的注意力，因此没有机会把他在 1858 年的所有经济发现写成“校正后的版本”。这是为了回应卡尔·福格特在他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中对他的诽谤。其中之一是指责马克思通过向据称早些时候曾试图参与革命活动的德国人写“数百封勒索信”来赚钱，这一指控在德国自由主义资产阶级中引起巨烈反响，因此有必要做出回应。因此，马克思写了他的小册子《福格特先生》，这让他在整个 1860 年都忙得不可开交。尽管如此，他在 1860 年 2 月 3 日写信给恩格斯，称他仍在继续他的《资本论》的工作，并希望（再一次！）在“六周内”完成它，我们之前在他与他最好的朋友在 1862 年 6 月 18 日的信的讨论中已经提到过。

在深入分析《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这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的著作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关注马克思在 1857 年秋至 1859 年初一个最终的基本发现：通过对李嘉图货币理论的系统批判，实现了对货币理论的完善。它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二章，也是最长的一章中。

马克思对货币理论的完善，只是将劳动价值理论逻辑性地应用于货币领域。如果所有商品的交换价值只代表社会必要劳动的数量，可以用劳动时间来衡量，那么很明显，以贵金属为基础的货币不是李嘉图所设想的仅仅是一种媒介，也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流通手段。黄金本身就是一种商品，因此具有自己的交换价值，这是由生产它的物质条件所决定的。

由此可见，由孟德斯鸠和休谟提出并被李嘉图再次采用的货币数量论认为价格的涨跌取决于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增减，但在相关货币是以贵金属为基础的情况下是不成立的。这些具有内在价值的货币不能通过自身的变动来改变其他商品价格的波动。后者必须被视为主要运动，流通中货币数量的上升或下降被视为派生运动：“因此，价格的高或低，不是因为有较多或较少的货币在流通，相反，有较多或较少的货币在流通，倒是因为价格高或低。”价格的普遍下跌会导致大量货币开始囤积，而价格的普遍上涨会使大量额外的贵金属进入流通领域。

尤其是他对托马斯·图克关于价格史的伟大著作的研究，为马克思提供了批判李嘉图货币理论的材料。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认为，发现流通中的货币数量由价格波动决定的规律，“也许是”构成了后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学派的“唯一的优点”。

然而，马克思清楚地区分了支配金属货币流通的规律和支配纸币流通的规律，并将这两种货币称之为“代币”。“已知商品的交换价值，流通的金量决定于金自己的价值，而纸票的价值却决定于流通的纸票的数量。”这里我们也面临着劳动价值论的逻辑应用。纸币，即钞票，只是一种媒介，是一堆具有自身价值的黄金的“代币”。如果这个价值分布在十倍的钞票上，那么显然每张钞票只代表它名义上应该代表的黄金数量的十分之一，因此，以这种纸币表示的价格将上涨十倍，以保持与一定数量黄金的等价性。

然而，在一个普遍使用货币的经济体中，货币不仅是所有商品普遍的流通手段；它也是普遍的支付手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是发展，信贷就越扩张，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功能与作为流通手段的功能相比，要更重要。马克思强调，具有代表性的货币正是在这一功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还由此推导出实现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这两种功能所需要的货币量的一般规律，并假定货币流通的速度是为了实现这两种功能。对货币作用的分析，以贵金属作为国际支付手段的作用的研究而结束。

研究近几十年来对马克思完善的劳动价值论所提出的一些反对意见是很有趣的。在这方面，我将讨论法兰克·H·奈特、约瑟夫·熊彼特、奥斯卡·兰格和琼·罗宾逊的观察。

根据奈特的观点，只有当劳动是一种僵硬的、不可转移的“生产要素”时，劳动价值论才是合理的。但是，与“其他生产机构”的流动性相关联的“劳动”的流动性，导致这些“机构”的各种组合成为可能，这需要根据它们的“边际生产力”（marginal productivity）来确定其价值。

唯一的问题是，机器的价值——它们的生产成本——是众所周知的。它完全与这些机器所能生产的商品的数量或价值无关。没有哪个工业家在购买一件设备时，会计算它将给他带来的“剩余价值”。他计算的是它将使他能够节省的生产成本（或者说，他每单位的净成本）。如果要问工业家，他们十分之九会自发地说，他们感兴趣的是“节省劳动力”（在美国，机器长期以来被描述为“节省劳动力的设备”）。

每一个工业家都知道，躺在工厂里不动的机器不会产生一丁点价值；要让它们在生产中发挥作用，就必须由活劳动来驱动。正是后者，而且只有后者，才能将新的价值融入商品；至于机器和其他“机构”的价值，只是由活劳动来保存下来，活劳动将同等价值（全部或部分）转移到它生产的商品中。工业家和统计学家也知道这一点，因为他们说的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共享的“附加值”而且是在“保存的价值”（原材料和机器）的基础上增加的。因此，这种“附加值”的秘密只能在劳动中找到。马克思在制定剩余价值理论时发现了这一点。

熊彼特反对劳动价值论，支持被称为“生产要素”的理论的论点时也是同样的思路。他指责劳动价值论的支持者受到与经济现实本身无关的“伦理哲学和政治学说”的启发。“换句话说，他们没有看到，为了这个目的所付出的一切的背后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即为了生产，一个企业不仅需要劳动，而且还需要包括在土地和资本中的所有东西，这就是建立[生产]三要素论所隐含的全部含义。”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要降低到这个庸俗的生产三要素论的水平，应该补充说，为了生产，“公司”不仅需要劳动力、土地、建筑、机械、原材料和货币，还需要一个有组织的社会、警察保护和包括通信手段、基础设施等体系的国家系统，以及许多其他东西。为什么武断地把“生产三要素”分离出来？为什么不谈五个“生产要素”：劳动、土地、机器、流动货币储备和国家组织，然后发现与这些“要素”相对应的五种“收入”：工资、地租、利润、利息和税收？

资本家和他们的理论家对此提出了强有力的反对意见：国家或有组织的社会对企业内部创造的新价值没有做出“真正的贡献”；它们只是提供一个不可或缺的总体框架，即“外部储蓄”。但是，人们同样有理由问，“土地”或“机器”（更不用说“流动货币”）是否对企业内新价值的创造做出了任何  “真正的贡献”，因为人们隐约地认识到，并不是所有“生产中不可缺少的要素”都因此当然地成为“新价值的来源”。于是我们又回到了生产中“附加值”的最终来源问题，它只能来自活劳动。

奥斯卡·兰格在他早期的一篇著作中提出了一个更严肃、更复杂的反对意见。兰格的论点可以总结如下：虽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能够正确地预测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但它并没有被证明能够提供足够的理论依据来支撑它的价格理论（尤其是垄断价格理论），或社会主义社会中资源的最佳利用理论，或者最重要的是，其危机理论，因为它从根本上说是“一般经济均衡的静态理论”。而且，劳动价值论也无法解释工资的性质和利润的存续，而这本该是由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技术进步所决定的。但这种“动态”因素与其说是劳动价值论的内在逻辑的结果，不如说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制度框架的结果。而正是他对这个制度框架的分析，而不是对劳动价值论的分析，才是马克思主义作为发现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分析工具的优势所在。

在我看来，兰格的出发点是错误的。劳动价值论不能被认为是“一般经济均衡的静态理论”。经过马克思修正和完善的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理论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两种理论放在一起，远非一个所谓“静态的理论而是根据定义形成一个动态的理论。它们实际上是两个对立面的综合，一个平等交换的概念与一个不平等交换的概念相联系。首先是劳动和资本之间的交换具有这种双重性质。

因此，“马克思主义模式”在本质上是动态的，因为它得出的结论是，新价值的生产、价值的增加、经济扩张、经济增长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这个马克思主义模式不是 “一般均衡理论”，而是两个对立面的综合，它证明了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永久（和明显的）不均衡是建立在一个更深刻的均衡之上的，这反过来又导致了这种平衡的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扰动（周期性危机、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资本集中、阶级斗争的加剧），最终破坏了这个制度。

兰格认为，动态因素（经济演变）来自制度框架，而不是来自劳动价值论的内部逻辑，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兰格认为，如果我们要理解为什么工资不会“威胁到消灭雇主的利润”，那么“技术进步”的因素是必要的；除非在技术进步的环境中，否则资本主义利润不可能继续存在下去。兰格忘记了，即使没有技术进步，工资也不可能消灭利润，因为资本家早在达到这一点之前就停止雇佣工人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宁愿关闭工厂，从而重新建立一支产业后备军——即使没有“技术进步”。这的确是新资本主义条件下或多或少“预制”的经济衰退中发生的情况。资本家可以等待，而工人则不能，因为他们既没有生产资料，也没有生活资料。

此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模式，解释技术进步的不仅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竞争，还有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这两种形式的竞争都是在经济条件下积累资本和实现剩余价值的双重必要性造成的，在这种经济条件下，生产一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只是事后表现出来，而在事前是不知道的。正是这两个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一般化商品经济体系——的基本特征有关的原因，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动态”要素的最终根源。它们都遵循劳动价值论的本质。

最后，我将提到琼·罗宾逊在二战后不久提出的对劳动价值论的批评。在她看来，马克思和李嘉图一样，在寻求商品的内在价值“类似于重量或颜色”的方面是错误的。马克思和斯密一样，寻求“一种不变的价值尺度”，他在劳动中发现了这一点。建立在这些理论基础上的劳动价值论毫无用处，马克思本可以用简单得多的术语来解释他发现的所有发展规律，而不必诉诸劳动价值论。

正如罗曼·罗斯多尔斯基（Roman Rosdolsky）详细表明的那样，这些论点反映了人们对理解马克思思想方面的惊人失败，尽管他对这些思想的阐述足够清楚。马克思明确否认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物理意义上的商品“内在特征”；相反，他表明，使商品可以相称的共同“特征”不是物理性质的，而是社会性质的。罗宾逊没有掌握的是创造使用价值和产品物理属性的具体劳动与创造交换价值的抽象劳动之间的区别。马克思也没有打算发现一个“不变的价值尺度”。相反，他表明交换价值尺度本身必须是一种商品，它本身必须是可变的。正因为交换价值预设了所有商品的一个共同特征——它们都是由抽象劳动、由社会所能支配的总劳动潜力的一小部分生产出来的——它既是社会的又是可变的，而不是物理的和不变的！这就是交换价值。

所有这些批评的共同点是，他们无法掌握马克思为了发现交换价值问题所依据的社会经济问题而上升到的抽象层次。马克思试图回答的问题是：鉴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自然的”、“自动的”规律运作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那么，数以百万计的交换操作为什么通常是盲目地进行的？却没有不断地产生危机和经济活动的停顿，相反，是在连续性的框架内进行的，而这种连续必然不时地被不连续打断？是什么力量保证了这种连续性？是什么力量将劳动力和资本分配到不同的工业部门？

当马克思宣称交换价值是由抽象的人类劳动构成时，他不是在“选择一种理论”，以试图“证明资本主义条件下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他是在回答这个问题。当马克思的批评者对他的理论提出反对意见时，他们不仅仅是没有提出一个连贯的理论来代替他的理论；一般来说，他们没有理解问题是什么。

因此，罗曼·罗斯多尔斯基有充分的理由反对琼·罗宾逊的说法，即马克思创造的劳动价值论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才能完全适用。当个人劳动被直接确认为是社会劳动时——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为了“重新发现”这种劳动的社会性质而通过市场采取迂回路线显然是荒谬的。这就是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没有商品生产的空间，更没有“商品价值”或“价值规律”的空间。

令人惊奇的是，像莫里斯·戈德利耶（Maurice Godelie）这样通晓马克思著作并试图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方法和学说的作家，竟然会这样写道：“如如果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对剩余产品的特定占有结构上的，那么，通过关于占有结构的不同假设，就有可能理想地构建社会主义经济的运作。我们得出了一个不同的模型，但它也是基于价值理论的。因此，价值理论使我们能够构建社会主义发展模式……”

这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概念是完全不相容的。对马克思来说，普遍存在于所有社会中的劳动时间经济与受价值规律支配的经济并不完全相同。后者只是前者的一种特殊形式。价值理论只适用于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各个所有者交换劳动产品，而且由于这个原因，后者采取商品的形式（在这个社会中，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不是由相关生产者事先确定的，而只是由市场规律事后确定）。说价值理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有效，就是曲解了商品的本质，而这正是戈德利耶事实上所做的。

正如他从一个不完整的商品定义出发，他也对资本主义给出了一个不可接受的定义：“我们已经表明，在剩余价值的形成得到解释之前，资本的理论并没有真正开始。但这本身并不能直接解释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所特有的是拥有生产资料的个人对剩余价值的占有，也就是对剩余产品的私人占有……”这与斯大林主义的辩护者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拙劣的讽刺画有着令人痛心的相似之处。

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根本不是仅仅由剩余价值的私人占有来定义的；恩格斯甚至设想了这样一种情况，即国家代表整个资产阶级占有剩余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已经被废除。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理论通过将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劳动能力转化为商品，即通过商品生产的普遍化来定义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中，生产资料仍然是商品（即可以在市场上买卖，这意味着分散的投资决策，反过来又意味着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和失业危机的可能性），而劳动力仍然是一种商品，即使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被压制，但这也只是国家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私人占有剩余价值只是其中一个方面，除此之外，它还由进行工作的场所的等级关系和广大劳动群众无法处置他们的劳动产品（这意味着这种劳动的异化性质）的现实状况所决定，这种生产关系将 100％继续存在。

事实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之前就存在的商品生产，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整个过渡阶段，也部分地存活下来，并持续存在。然而，它是作为资本主义的一种生存方式，作为尚未完全超越的前社会的渣滓，与社会化经济的计划性相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过程，正是商品生产消亡的过程。试图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制定社会主义经济的模式，就像试图在资产阶级“权利”的基础上制定社会主义“权利”的模式一样荒谬，这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一句著名的话。 作者：瞄一瞄中了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15254415 出处：bilibili